老刑警工作室揭秘：那些年他们如何搬开积案石头

每个月，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公安局都会迎来新警察、实习生以及外地民警的参观。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办公室里坐着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刑警。

57岁的陈跃通带着来访者，从墙面左侧开始讲解。那里展示着10个经典案例：他曾凭借银行ATM机上半秒钟的视频画面，锁定一起凶杀案的嫌疑人；另一起案件中，凶手作案后失禁，他推断对方从事的职业痔疮高发，最终在现场垃圾桶里找到一张带血的厕纸，仅用32小时便确定了嫌疑人身份。

这位曾经掌握全县最新刑事技术的人，把更多讲解时间留给了墙的右侧。那里挂着3个教训案例，其中两个是他亲历现场勘查的。

经典与遗憾，悬挂在同一面墙上。墙的中央，是8起尚未侦破的命案，最久远的一起发生在27年前。照片旁写着一行字：“老刑警的牵挂，新刑警怎么办？”

2024年6月，宁海县公安局组建了“老刑警工作室”，没有编制，没有报酬，7位从事刑事侦查工作超过30年的退休老刑警，以志愿者身份重返公安局。

工作室楼下是物证管理中心，存放着15万件物证，由两台机器人负责取送。最早的物证来自1991年一起已侦破的刑事案件，保留了死者的血样DNA和一把尖刀。陈跃通站在实验室门前感慨：“现在的新技术，我都不会了。”

把走过的弯路挂在墙上

陈跃通把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讲给后来人听。

2005年，一起强奸杀人案中，凶手用砖头砸击死者头部，手部受伤。陈跃通勘查现场后，将“凶手手上有伤”这一信息告知侦查员，并补充道：根据行凶的行动轨迹判断，大概率伤的是右手。

侦查员排查时找到了凶手，但只查看了右手，而凶手伤的其实是左手，人就这样被排除了。陈跃通说，一个本可以两三天破获的案子，拖了8年才破。“如果我当时说得模糊一些，只说手受伤了，”陈跃通至今仍深感愧疚，“案件是不是就能更早破掉，凶手能更早落网？”

最初筹备“老刑警工作室”时，陈跃通心里直打鼓。宁海县公安局的领导说，“老刑警是一座富矿”。但这座矿怎么挖，没有先例可循，陈跃通心里没底。

不理解的声音也不少：刑事案件在减少，命案在减少，犯罪形态日新月异；过去抓人，一个人就去了，如今要佩戴执法记录仪，办案程序越来越细致；网络犯罪已占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群退下来的老刑警，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宁海县公安局副局长骆昌定是刑警出身。他的想法很朴素：让老刑警和年轻民警多交流，把记忆和工作笔记留下来。20多年前的积案，有些资料不完整，有了交流平台，或许能让新老民警碰撞出火花。

骆昌定说，要把破得漂亮的案子挂出来，侦查有失误的案子也要挂出来，“要允许有瑕疵，才能起到警示作用”。

还有一个教训案例，像一块石头，压在陈跃通心里25年。1998年，宁海一所中学校门口的小卖店，店主被杀。陈跃通负责现场勘查。“勘查现场要蹲着看、趴着看，”他说，“像放电影一样，把凶手的行动轨迹在脑子里过一遍。”

除了一枚指纹，现场没有留下其他证据。侦查员在附近旅馆住了半年，将每一届毕业生、附近的外地民工，共几千人，逐一走访，始终未能找到凶手。

陈跃通把这枚指纹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每隔一个月就录入大数据系统比对一次。

2023年，这枚指纹终于比中。凶手是那所中学的毕业生，当年就在排查范围内，但村干部协助侦查员排查时，觉得那只是个孩子，身高不够，便自作主张将他排除了。

死者的儿子来送锦旗，与陈跃通年纪相仿，头发全白了，见到老刑警，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死者的儿子说，父亲被杀后一年，母亲也因抑郁自杀。一个案子，两条人命。

陈跃通把这个案子当作教训，讲给后来人听。他提醒年轻民警，排查时不要忽略一个高中生，个头蹿得有多快。

那是压在陈跃通心里最后一块“石头”。破案当天的晚饭上，这位不善言辞的技术员说了一句难得的“大话”：“我现场主勘的命案，都破了！”

报考警校前，陈跃通对警察这个职业一无所知，只想着考学跳出农门，拿到城镇户口。穿上警服那天，他和几个同学跑去照相馆拍照，觉得给家人争了光。前辈带着他勘查现场，教他指纹技术。用马蹄镜学画一枚指纹，他要画三四个小时，近看，远看，眯着眼看，不断变换视角。

他干活细致。一起冬天的抢劫案，他在床单上找到半枚血鞋印，看不清鞋码，就跑遍全县的鞋店，在一个小地摊上找到了同款。摊主说，这种鞋只卖出5双，都是年轻人买的。鞋印上有个制鞋时留下的微小气泡，他凭这个气泡找到了案犯。

案子越难破，陈跃通越往里钻，连睡觉前都在琢磨案情，他还自学化学、物理和自然知识，细致到研究火灾现场不同物件的燃点。

2008年，宁海县一年发生18起命案。他连轴转，半年没睡过一个好觉。那年，他确诊肝癌晚期。他去上海做肝移植，手术费40万元，公安局发动全局捐款。陈跃通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宁海公安局给的。”

如今，陈跃通获得的奖状证书摞起来能有一米高。辅警许倩茜发现，陈跃通爱钻研，修车，修办公室的智能门锁。一台电脑跟了他十几年，公安局要给他换新的，陈跃通说快退休了，省一点，自己拆开修。

他自称要当老刑警工作室的“门卫”。“不是只有自己没破的案子才在意，”陈跃通说，“所有未破的案子我都在意。”

团队的狩猎

老刑警工作室成立半年后，一起积案有了突破口。

1999年，一辆长途大巴驶进宁海县桑洲岭隧道时，后排一对夫妻的争吵声越来越大，丈夫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妻子扎了5刀。大巴顿时混乱，司机报警，丈夫趁车未停稳，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从此与家人、家乡、亲友断了联系。妻子经抢救，活了下来。

娄小平一直惦记着这个案子。他是负责重案的侦查员，常年天南海北地追凶，熟悉老式作案手法和传统摸排技巧。每年，他都去这位丈夫的亲人家中走访。有一年，他发现屋里多了一封台湾来的信。他想，人莫非逃去了台湾？排查之后，不是。

这位消失的丈夫的照片和身份信息留在系统里。娄小平也老了，患上了糖尿病。他明显感到，过去20年，重案在变少，“不那么忙是好事，说明治安变好了。”

数据印证了他的感受。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工作报告，1999年至2019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从16.2万人降至6万人，年均下降4.8%；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45.4%降至21.3%。

这一趋势延续至今。公安部通报，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2.8%，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点；现行命案破案率99.9%，创历史新高。

2024年11月，一次常态化走访中，有群众闲聊时提起：那位消失的丈夫可能在长白山一带。退二线后，娄小平已经两年没追凶，“哪里有一点破案的希望，我就要去追。”

他带着当年的老照片，和年轻民警出发了。一行5人，围着长白山，一个县一个县地筛查、比对、走访。

长白山的冬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娄小平临时买了棉裤。他的腿有伤，2019年办一起黑社会案件、抓捕嫌疑人时断了一根骨头，手术固定过，“不能大力跳跃，走路平衡也受影响。”

20多天过去，依然没有结果。娄小平回忆，那种可能有希望、也可能没希望的不确定感，最熬人。他打电话给陈跃通，那头说：继续排查，别灰心。

前方侦查追凶，后方技术研判。刑侦大队办案从来都是团队作战。1998年一起抢劫出租车、杀死司机的案子，陈跃通在现场车窗外提取到一枚指纹。但出租车每天载客，这枚指纹是乘客的，还是凶手的？刑侦大队内部争论了许多年。

案发一年后，凶手在其他地区犯案，指纹捺印入库，却始终和这起案件的现场指纹对不上：录入指纹时，指纹的纹型归类选错了。直到2014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命案指纹比对，才命中。

这个教训，也被挂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