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两名教授获奖原因解析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肯定他们在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构建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据诺奖官网介绍，这两位经济学家建立了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使人们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及时推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措施可以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

公开信息显示，霍尔是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自1978年起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同时是该校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4年，他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0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此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以及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肖小龙在201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与那些秉持理性预期思想、对凯恩斯理论持排斥态度的经济学家不同，霍尔主张吸纳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他认可需求对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并据此考察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将这些现象纳入其经济学理论之中。与此同时，霍尔也承认政府调节需求的经济政策具有缓和经济波动的作用。

伍德福德则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高校任教。他被认为是现代新凯恩斯货币政策理论的奠基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伍德福德的著作《利息与价格》（2003）展示了如何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货币政策，为通胀目标制奠定了微观基础。

沈吉还称：“这本书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各国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标准参考教材。他尤其强调预期与央行沟通的重要作用，剖析了管控市场预期和政策沟通在货币政策发挥效用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为当今前瞻性指引打下了理论根基。”

诺奖官网指出，霍尔与伍德福德之所以获得本年度经济学奖，是因为他们论证了如何重构经济模型，从而使稳定政策重新焕发生机。这类模型的核心逻辑是：家庭与企业在进行储蓄、产品定价等决策时具备前瞻性。当政府与央行明确披露经济政策规划时，可以影响市场主体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引导经济朝着调控目标运行。自新模型问世以来，它在应对历次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这两位经济学家长期从微观个体行为的角度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构建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作出了贡献，使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预测、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以及对经济周期的解释都更加可靠，这些基础性研究工作对新凯恩斯主义贡献颇大。

张军称：“近20年来，多位宏观经济学家因构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而获奖，我们将这套宏观经济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即没有放弃需求管理的思想，这与美国芝加哥学派等放弃或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立场不同。”在包括霍尔和伍德福德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推动下，新凯恩斯主义目前已经搭建起微观框架，即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这已成为标准框架，许多央行使用该框架预测经济，它也成为研究宏观经济现象的常用框架。

沈吉认为，微观主体是政策的实施对象，但他们同时具有主观能动性，不会被动等待政策到来，而是会形成自己的预期，积极主动地让政策对自身产生有利影响、规避不利结果，这对我国宏观调控具有参考价值。

英国伊斯灵顿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薛子敬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推选理由普遍倾向于就如何对真实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转型做出理论性补充和贡献。获奖研究的视角虽各有侧重，但都紧扣全球经济的现实痛点，且大多已纳入政策工具箱并经过实践检验。

薛子敬称：“今年恰逢一个特殊时点，欧美各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通胀居高不下，地缘危机与能源冲击反复叠加，令各国央行的政策判断与真实经济运行之间出现脱节。传统宏观经济分析范式建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假设之上，但这些关系并非始终稳定。如果经济冲击的来源构成、家庭与企业的预期以及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同样的政策操作可能产生不同结果。”双方的贡献在现实层面更侧重于中长期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依托真实层面家庭和企业的实际决策偏向，适时调整技术参数条件和预测效果边界，使理论框架在应对能源危机和需求骤变等冲击时更贴近现实。

（文章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 | 这两名教授为什么能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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