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分析莫迪治下印度实力增强为何邻国仍不买账

南亚区域国别专家 国际领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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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民族主义如何削弱莫迪政府的南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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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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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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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敏敏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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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可馨

审核 |

朱依林 陈珏可

摘要

本文围绕2014年以来印度与尼泊尔、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及斯里兰卡四组双边关系的演变展开分析，从正反两个维度尝试解答：在莫迪执政时期，为何印度强大的综合实力未能同步转化为其在南亚地区更有效的领导力。研究指出，地区领导力指的是一国争取地区领导地位的能力，其关键在于赢得他国追随的能力。单纯的实力强大并不能自动带来领导地位，只有当地区内其他国家信任并认可某地区强国的领导角色时，该国的地区领导地位才能真正得以确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莫迪政府的南亚政策表现出更强的干预性与扩张性，这进一步激化了印度与南亚小国之间主导与反主导、控制与反控制的结构性矛盾。由于南亚小国普遍对印度缺乏信任，大多不愿追随印度，印度的地区领导力因此不升反降。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是小国的生存策略，南亚小国近年来与中国走近，更多是出于制衡印度、维护自身独立与主权的考量，而非有意依附中国。因此，中国在南亚地区影响力的增强，更多是印度南亚领导力被削弱的表征，而非其原因。

关键词：领导力 南亚 莫迪政府 印度教民族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莫迪时代印度的南亚领导力为何不升反降？

印度是南亚地区的大国，其领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均远超其他邻国。自独立以来，印度精英阶层普遍将印度视为南亚地区的“天然领导者”，并把南亚看作印度的“势力范围”。为此，历届政府都竭力维护和巩固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冷战时期，无论是奉行不结盟政策以追求国际影响的尼赫鲁，还是战略收缩后在南亚推行“印度版门罗主义”的英迪拉·甘地，在南亚事务中都秉持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逻辑，追求绝对安全与绝对领导。冷战结束后，受强调经济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印度的南亚政策由强制外交转向经济融合。主张对小国单方面施惠的“古杰拉尔主义”为印度赢得了南亚外交的道义优势，并受到地区国家的广泛欢迎；瓦杰帕伊政府积极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2004年5月上台的辛格政府则强调互联互通，与邻国建立互惠关系，积极推动区域内贸易，通过“社会发展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南亚繁荣。在其十年任期内，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受到高度重视，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经济合作（BIMSTEC）等次区域合作倡议也相继出台。

然而，学界对于印度是否真正拥有南亚领导地位始终存在争议，认为关键在于印度天然的主导地位能否为其邻国所接受。有学者指出，南亚长期存在印度追求主导地位与地区国家抵制印度主导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印度将南亚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想法并不现实，认为通过政治宣示或武力使用就能获得地区领导力的设想同样不切实际。综合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探讨，一国是否具备地区领导地位，应同时满足三大要素：实力优势、领导意愿和地区权威。所谓实力优势，是指一国综合国力相较邻国具有明显优势，这是地区领导地位的物质性基础。因此，地区领导国通常是该地区实力最强的国家。所谓领导意愿，是指地区大国愿意承担领导责任，这是地区领导地位的观念性要素。物质性要素与观念性要素并不必然同步出现，并非所有大国都选择充当领导者。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美国实力已然崛起，却拒绝领导甚至拒绝加入国际秩序。所谓地区权威，是指地区大国在该地区拥有“合法统治”，即其他地区国家愿意追随该地区大国，信任并认可其对地区的领导，这可以称为地区领导地位的合法性要素或关联性要素。合法性实际上是地区领导力的核心来源。同时，关于地区权威或合法性的获取路径，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新现实主义者认为，更强的经济或军事实力会自然转化为对邻国的权力，邻国也将随之接受或承认该国的地区领导地位；

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更多资源可用于制度建设，以提供更多地区公共产品，而其他国家加入这些制度，就等于接受了该国主导的规范，也就等于接受了该国的地区领导地位。冷战结束以来，后一种观点明显占据上风。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地区领导力实质上是一国获取地区领导地位的能力。如果说地区领导地位由三要素构成，那么地区领导力的大小也取决于三要素的变化，即实力优势的大小、领导意愿的强弱和地区权威的高低，其中的核心在于吸引追随者信任与支持的能力。

按照这一逻辑，2014年5月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力本应拥有更多机会和可能实现大幅提升。就实力优势而言，印度的综合国力在南亚遥遥领先，对巴基斯坦的优势更是持续扩大。据最新统计数据，印度GDP的地区占比接近80%，军费开支是其他南亚国家总和的将近6倍；印度经济体量和军费开支均为巴基斯坦的10倍左右。近年来，印度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以及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就领导意愿而言，莫迪上台后显然不再满足于地区大国地位，而是将目光投向世界大国的身份。2015年，莫迪政府先后提出印度要做“领导型大国”（leading power）和推动建立“多极亚洲”（multipolar Asia）的主张。“领导型大国”的提法意味着印度不愿再做“平衡型大国”（balancing Power），即在中美之间进行平衡或帮助美国平衡中国，而是强调印度追求作为世界大国独立发挥影响的身份与地位。“多极亚洲”的提法则将焦点对准中国，即不接受世界由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转向中美两极格局，强调印度要与中国平起平坐，在亚洲拥有重要发言权，同时在南亚也更加排斥中国的影响。就地区权威塑造而言，莫迪政府在“邻国优先”政策的指引下，加大了对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亚小国的公共产品提供。

一是增加以互联互通和能力建设为重点的发展援助。据印度官方数据，2022年印度中央政府实施的对外援助中有71%是输往不丹、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南亚六国。

二是加大应急援助力度，包括向2022年爆发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迅速提供价值40亿美元的援助，向塔利班重掌政权后的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新冠疫情期间开展抗疫外交，南亚国家成为接受印度疫苗捐赠最多的国家。

三是推动“南盟-1”合作，即构建将巴基斯坦排除在外的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机制，除努力做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外，还积极推动“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倡议”（BBIN）以及科伦坡安全会议等，拟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打造公共产品。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印度实力优势的扩大、领导意愿的膨胀，还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都未能帮助莫迪政府解决印度与南亚小国间长期存在的主导与反主导的结构性矛盾，即南亚小国仍不愿接受一个崛起的印度的领导。莫迪执政以来，尼泊尔、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国等先后爆发民间反印浪潮或出现政府间关系的疏离；在2022年印度大举援助斯里兰卡之前，印斯关系也起伏不定，标志着在全球层面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印度，其在南亚的领导力却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有时甚至是不升反降。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内外环境都有利于印度崛起的情况下，印度的南亚领导力为何未能随其实力的增长而同步提升，即：究竟是何种因素阻碍了其南亚领导地位的巩固与增强？接下来，本文将首先进行文献回顾，梳理相关的既有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和分析框架；之后，选取尼泊尔、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四个国家分别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本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