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过日子人”走红网络，真的存在所谓“纯”过日子吗

近来，“纯过日子”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说法，越来越多年轻人以此自称。“纯过日子”被形容为“一切花里胡哨人设的反面”：对宏大叙事和自我剖析丧失兴趣，不再抢购电影节和音乐节门票，懒得经营基金理财的人设，甚至连过去愿意排队品尝的“漂亮饭”也提不起兴致。取而代之的是，去菜市场留意打折信息、自己动手买菜做饭、早睡早起、刷刷短剧。

这些年，消费主义无孔不入地制造欲望，大量心理学和社会学概念被滥用，朴素的生活因“过载”而变得沉重压抑。“纯过日子”把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解释、包装和焦虑一并卸下，让生活回归本来的样子，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

人们在卸下“过载”的同时，也在完成一次精神层面的撤退——从公共关切、意义追问和对世界的敏感中退出，缩回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这种保守倾向并非今天才出现，它在每一次大环境下行、未来变得不确定的时候都会重新抬头。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纯过日子”所宣称的对消费主义的抵制，可能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彻底。当一个人放弃购买商品，转而每天刷几个小时的短剧和短视频时，他并没有真正逃脱消费主义的捕获，只是被捕获的方式从金钱变成了时间和注意力。

由此，“纯过日子”能够从各种概念和包装中突围，必然是击中了某种时代情绪，但如果它走向另一个极端——拒绝一切超出日常的思考，否定所有不能直接服务于“过日子”的事物，它就变成了价值追求上的一种倒退。在“过日子”和“过好日子”之间，仍有值得追问和求索的空间。

拒绝“过载”的生活

“纯过日子”的爆发，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直接触发因素：几位公众人物的日常行为被网友捕捉并广泛传播。作家王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每天刷十个小时短视频；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说自己最近在看红果短剧，并透露已完整观看研究超过一百部短剧……对于曾经将“小众”“独立”“有审美”视为自我标识的都市文艺青年来说，连心目中的“精神教父”都开始沉迷短剧和短视频了，曾经用以界定文化身份的审美等级失去了不言自明的说服力——原来那些被视为文化标杆的人物，也在过普通人的日子。网友虽然戏谑地称其为“文艺青年的幻灭时刻”，但这种认知的松动，为更多人放下包袱、承认自己就是个过日子的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合法性。

王朔接受采访时表示花不少时间刷短视频

贾樟柯表示自己在看短剧

事实上，认知得以松动，本质上是对“过载”状态的疲惫。一方面，过去几年，互联网上涌现了大量用于解释自我的概念。譬如一个人个性自卑，这是不是原生家庭遗留的创伤？“我”为什么会反复出现不舒服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对方是自恋型人格障碍（NPD）？应该如何“课题分离”？各类概念在传播中被简化为标签，人们拿这些标签去框定鲜活流动的生活经验，往往会失效，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也从未停止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不妨举一个最近的通俗例子，比如一入秋，我们就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宣传，各大奶茶品牌集中推出秋季限定产品，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相关话题的图文分享。但其实，作为一种饮品，奶茶一年四季皆有供应，其制作原料和制作方式并不因季节更替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所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在物理层面与“夏天的第十杯奶茶”或“冬天的任意一杯奶茶”没有本质区别。它的特殊性不在于奶茶本身，而在于被赋予“秋天的第一杯”的概念，将一个日常行为转化为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消费事件，一个人看到别人都在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便有可能产生一种参与的需求——不是对奶茶的需求，而是对参与集体仪式的需求。消费主义与社交媒体的共谋在这里表现得尤为充分：前者创造概念，后者提供传播和验证的渠道。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只是无数类似话语中的一个。它可以被替换成“你要爱自己”，而“爱自己”的方式被定义为“悦己”，悦己的方式就是各种买买买；它也可以被替换成“你要挣脱原生家庭”，而挣脱的方式被转化为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布置、不受他人干涉的居所；此外，“精神内耗”被转化为购买冥想App会员和助眠香薰的理由，“职场倦怠”被转化为购买旅行产品、知识付费课程的契机……每一个流行概念，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消费产品。

这是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所揭示的机制。在生产者社会阶段，个体的社会身份主要取决于其从事的生产活动；而在消费者社会阶段，身份认同的基础发生了转移：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取决于他能够消费什么、以何种方式消费。消费能力与消费品味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主要尺度，在这一框架下，鲍曼提出了“新穷人”的概念。“新穷人”并非指物质层面食不果腹的人群，而是指那些在消费能力上存在欠缺、无法达到社会所设定的“正常消费”标准的人群；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可以说，“过载”的生活，催生了过载的消费，也催生了更多不幸福的“新穷人”。

在这样的语境中，“纯过日子”作为一种对“过载”的反抗出现了。它清除了生活中大量被商业包装出来的虚假需求，卸下了过度解释带来的认知负担，关注的是那些最基本的、不需要解释的生活内容：吃饭、睡觉、劳动、休息。这种拒绝在客观上松动了消费主义对生活意义的定义权，使个体得以从无休止的欲望循环中暂时退出，如释重负。

与此同时，关心粮食和蔬菜、回归一日三餐，本身也具有治愈性。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指出，日常生活绝非哲学思维所遗留下来的剩余物，而是一片充满生机和希望、蕴含着丰富创造力与可能性的沃土；如果一个人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吃饭、睡觉、劳动、休息、交往，去别处寻找幸福，那么他所找到的很可能只是幸福的替代品，而非幸福本身。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认真地挑选蔬菜、精心地准备一餐饭食时，他就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与幸福建立了直接的关联。

保守的底色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纯过日子”不是第一次出现。如果将时间轴拉长，就会发现类似的生活态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反复出现，只是每一次都以不同的面貌呈现。

新世纪前后，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彼时，一个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正在形成并迅速壮大，他们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朴素形态，而是希望将生活提升为一种有品味、有格调的审美实践，审美活动大规模地溢出传统的艺术领域，全面渗透并重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1998年底，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译本在国内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为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符号系统，教会了他们如何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的社会位置。小资式的“纯过日子”是通过做加法来建构生活的意义：在咖啡、红酒、大衣、家具等琐细之物上反复叠加关于格调与身份的叙事，将消费行为逐一编码为可以展示和比较的审美姿态，以完成文化区隔与身份确认。

2015年前后，“小确幸”的生活方式开始流行。这个词最早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意思是“微小但确切的幸福”。村上春树自己描述过一些“小确幸”的例子，比如把洗干净的衣服整齐地叠好放进抽屉里，或者棒球赛开始前在小餐馆里一边吃生鱼片喝啤酒、一边看厨师做寿司。“小确幸”的核心动作是“发现”——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微小的美好瞬间，它需要个体具备一种敏锐的感知力，主动去留意和体悟。

如果说“小资”的过日子是往生活里添加符号，“小确幸”是从生活里提炼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