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年轻人开始流行打麻将，中国麻将为何在美国经久不衰？

“八小时的班坐立不安，八小时的麻将稳如泰山。”刚刚过去的新春佳节里，麻将牌碰撞发出的清脆响声，与饭桌上的推杯换盏一样充满节日气息。与过去一提到麻将就联想到“游手好闲”不同，如今谁能在节日期间的竞技中拔得头筹，常常被视为好运的象征。

伴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牌局”，麻将桌上也衍生出一些规则之外的小趣味：他们不再将面前的牌整齐排成一长列，而是按种类竖着叠起来“排兵布阵”，便于思考，或者摆成半弧形，戏称为“防偷窥”；网络文化也影响了牌面的解读，打出红中时必须用河南话报牌，而南风牌则被谐音梗“玩坏”，“我太南了”、“南上加南”等麻将表情包一度风靡；还有人在陪长辈打麻将的漫长时光中悟出人生道理，从开局输多了就自认“不擅长”的消极心态，到全神贯注地判断与决策，通过一次次参与而非轻易放弃来建立自信，他们纷纷在网上感叹：打麻将“像极了人生”。

关于麻将，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理解，但即便如此，在起源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麻将依然保持着全民娱乐的地位，在天南地北、男女老少中广为流行，这不禁让人思考：麻将何以经久不衰？

被想象的中国“国粹”

据传，在明清时期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长江三角洲，麻将的玩法在浙江宁波一带成型，随后逐渐扩散至周边地区。到了20世纪10年代，麻将已在上海社会各阶层、北京紫禁城、香港赌徒群体以及西南市井文化中流传开来。

由于上海特殊的辖区格局，国际化的公共租界为外国社群了解和接纳麻将提供了天然条件。1922年，包括麻将在内的“杂项”类别海外出口值较前一年猛增33倍，其中美国市场的庞大交易额令其他国家和地区望尘莫及。这一风潮在美国的率先兴起，与麻将的早期推广者约瑟夫·帕克·巴布科克密不可分。他借由标准石油公司派驻苏州销售代表的身份接触到麻将后，简化了计分规则，印制了英文版手册，迅速在美国建立起自己的麻将帝国。

《老爸老“妈”将 (Pa and Ma Jongg)》，《生活》杂志 (LIFE) 封面 (1924.04.24)

美国社会突如其来的追捧反过来刺激了麻将在中国的传播，美籍华人作家刘裔昌在其家族传记《虎父虎子》中解释道，“全美都在热衷于这一风尚，也给麻将游戏披上了受人尊敬的光环”。1927年旅美途中的文人胡适也注意到麻将在西洋的流行：“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正值一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之际，看到麻将象征着中国智慧走向世界、席卷全球，中国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麻将的“国粹”之称，并围绕麻将这一象征展开了如何界定“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激烈讨论。

由于麻将极强的群众感染力，一种做法是借麻将来诊断时代的集体心态或国民性格。1934年半月刊《人间世》中有一篇《谈麻将》，作者声称打麻将是“勇于私斗”的表现，试图以此解释当时民族深陷困境的原因：“四人上桌，一开始总是客气，但牌一到手，不是‘扼下家’便是‘和三番’，造就了中国人讲究‘个人的实际主义的思想’。”主编林语堂在按语中评价，西洋“国宝”皆是强调团队合作精神的足球、网球和桥牌，反观中国，却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另有一些人则尽量将麻将与现代化的中国相提并论，麻将“花”牌上雕刻的不再是菊花，而是电线杆和荷枪实弹的士兵等进步场景，宣扬“文明世界”和“统一国土”的自决呼声。论文《从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項歷史因緣》指出，麻将突然成为譬喻时事的热门题材，主要原因是麻将在西方一时“暴得大名”，“他们恐怕无意革除麻将，或者改革麻将来逐行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麻将不过是他们借题发挥的一道工具。”

1927年的《申报》上海版就刊登过一文《改造麻将片之我见》，意图融合军队三三制进行推广（图源：爱如生数据库）

相比之下，西渡至美国的麻将却被塑造成一副截然不同的东方主义面貌。美国历史学者安妮莉丝·海因茨在著作《麻将：从东方到西方》中回顾了麻将在美国的接受史，与中国的动荡同步，20年代的美国也在被一场变革所重塑。美国人开始自觉一致地用“现代人”来谈论自己，然而紧随现代性而来的官僚作风盛行和都市匿名性引发的疏离感又让美国人深感矛盾，他们渴望与古老的“正宗”建立联系。

海因茨分析，符合所谓“正宗”标准的文化既需要有稳定绵长的起源，还应处于已经消失停滞的状态。这样的“正宗”与更加神秘自然的、在现代工业世界无法再找到的过去相关，一方面令人向往，另一方面，“正宗”又因必须被放在白人文明的反面来理解，披上了野蛮专制、不够开明的外衣。

建立在这种悖论之上，麻将正是被美国投射了“正宗”迷思的舶来品。如海因茨所言，麻将帮助构建一种现代身份，这种身份的特点是全球性的世俗化和阶级种族层面的排斥。“美国人将麻将视作一种象征，目的不是抵制现代性，而是实现现代美国的文化变革：使其变成全球大国的同时保留一丝正宗和原始；使其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同时被赋予一点特权和美感。”

《麻将：从东方到西方》

[美] 安妮莉丝·海因茨 著 马奏旦 译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5-6

在美国看来，中国最“正宗”的并非当代政治实验和知识型辩论，而是不变的传统。美国在营销麻将时极力强调这一点，海因茨甚至在历史资料里翻到一张“孔子打麻将”的广告图：长城横亘在前，几座宝塔在后，孔夫子打扮成宫廷官员模样，穿着蟒袍，佩戴朝珠。讽刺的是，在麻将工厂里悉心满足手工制造要求的真实劳工群体，却因其形象与清洁、安全与效率的承诺相违背，完全不被呈现。

凭借无数次相似广告元素的排列组合、复制粘贴，麻将被抬高成与数千年文脉相连，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只有精英属性才能独占享受的“东方”象征，与此同时，美国几乎人人都能够通过消费拥有它。

“玩出花”的麻将哲学

各路玩家的解读不尽相同，麻将的文化内涵也在被不断制造。在美华人目睹了麻将在美国名声大噪的全过程，也开始利用这一跨越太平洋的消费品，帮助族群凝聚归属意识。

1989年出版的美国畅销小说《喜福会》，其名“喜福会”就是一个麻将会的名称，由日本侵略之际逃到桂林的女性商议成立，她们定期聚会、轮流坐庄，用和牌的快乐来暂时忘却战期楚痛。在其中一位女性辗转到达旧金山后，喜福会传承了原来的传统，还把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也吸纳进来，渴望在牌局中缓和因文化冲突而紧绷的代际关系，“用无形的谋略穿透女儿，设法教会她中国人的性格”。

1993年《喜福会》电影截图（图源：豆瓣）

继《喜福会》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又一部全亚裔班底主演的《摘金奇缘》时隔25年上映。麻将场景被安排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和新加坡富二代恋爱的美籍华裔女生瑞秋不受男友母亲待见，她邀请杨紫琼饰演的伯母来到一个多是工薪阶层光顾的露天麻将馆见面。

杨紫琼开场就气势汹汹地碰了瑞秋的弃牌，直言自己不喜欢瑞秋的“亚裔美国人”身份——虽然外表像亚洲人，骨子里却并非“gau-gi-lâng”（闽南语里的“自己人”）。但她后来才明白，瑞秋给自己碰牌是有意为之，甚至瑞秋是主动把二人和牌同样需要的唯一一张“八条”送出来，帮助自己获胜。瑞秋一手运作出牌局“赢”面并拱手相让，和现实中她拒绝男友求婚，愿意把他的家庭置于自己未来之上的做法形成互文，这也最终使她通过了是否谙熟“自己人”处事哲学的测试，得到杨紫琼的回心转意。

麻将规定刻子能靠“碰”，顺子能靠“吃”，和牌能靠“点炮”，意味着牌桌甚至能绕过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