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杀妻被判死刑 子女写谅解书为何没被法院采纳

19根肋骨被打断，十余小时未获救助，庭审中始终拒绝认罪——当子女的谅解书遭遇父亲的冷血，司法应当如何裁决？2022年3月1日晚至3日凌晨，安徽阜阳的岳某坤因毫无根据地猜疑妻子刘某侠有婚外情，连续两个夜晚在家中对她施以暴力。他用木椅等器物持续殴打数小时，致使刘某侠身体多处受伤、大面积皮下出血，19根肋骨骨折。

妻子重伤倒地后，岳某坤既未拨打急救电话，也未请人协助。直到次日上午，他才将已失去意识的妻子搬到床上。当晚8时许，他才让家人联系亲友求助。急救人员到达时，刘某侠已经死亡。一审和二审过程中，岳某坤一直拒不认罪悔罪。他的两名成年子女出具谅解书，请求法院对父亲从宽处理。阜阳中院一审判处死刑，安徽高院二审维持原判。2023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

法院的裁判理由十分明确。在家庭暴力犯罪中，谅解书能否成为从轻处罚的依据，需综合考量案件起因、犯罪手段、危害后果及认罪悔罪表现。特别是当出具谅解书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近亲属时，更应审慎判断。岳某坤案存在几个关键情节：长期酒后殴打妻子，此前已因家暴被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连续两晚殴打，使用木椅等物品，造成19根肋骨骨折；妻子重伤倒地后，十余小时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从案发到庭审，岳某坤始终没有认罪悔罪的表现。这些情节相互叠加，构成了法院认定“不足以从轻”的完整逻辑链。法院最终认定，子女的谅解书不足以据此对岳某坤从轻处罚。

从子女的立场看，他们或许不愿再失去另一位亲人。这种心理困境在涉家暴刑事案件中屡见不鲜。在谅解书上签字的，往往并非最应被尊重意愿的人——被害人本人。法院对此看得很清楚：当谅解人与被告人存在近亲属关系，又与被害人存在近亲属关系时，谅解的“纯度”本身就已打折扣。

同样是家暴致死案件，陕西渭南“灌面汤杀妻案”一审宣判中，被告人李某春在争吵中强行灌面汤致妻子窒息死亡，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理由包括：有自首情节，被害人对矛盾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取得了被害人亲属谅解。对比两案可见，渭南案中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而岳某坤是被抓获的，归案后拒不认罪；渭南案中法院认定被害人对矛盾发生“负有一定责任”，而岳某坤案的起因是“无端怀疑”；渭南案中谅解来自被害人亲属，而岳某坤案中谅解来自同时具有被害人与被告人双重近亲属身份的子女。

核准死刑的核心逻辑在于行为的不可饶恕性。岳某坤的行为链条表明，每一个环节他都有机会停手，但都没有。法院的裁判理由强调，对于施暴者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无认罪悔罪表现的，不能仅凭同为被害人和被告人近亲属的谅解而从轻处罚，该判处死刑的应当依法判处死刑，以达到从严惩处、震慑犯罪分子，有效遏制家庭暴力犯罪的目的。

回到子女的谅解书，虽然理解他们的痛苦选择，但法律的判断不能被情感左右。谅解可以是一种情感选择，量刑必须是一种社会判断。子女的原谅解决的是家庭内部的情感和解，解决不了社会对“家暴致死”的底线判断。这个案子的判决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家暴不是“家务事”，打死妻子不是“家庭纠纷”。当施暴者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罪的时候，法律替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