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信息被非法倒卖成灰色产业链 精准推销背后黑手是谁

暑假期间，许多家长在为孩子报名培训班后，随即遭到推销电话的轮番骚扰。对方不仅知道孩子的姓名和年级，还能说出各科成绩乃至班主任的名字。有家长手机黑名单里已经堆积了一两百个陌生号码，拉黑一个，另一个新号码紧接着打进来。

这些精准得令人不安的推销电话，背后是一条跨越多省、明码标价的黑色产业链。学生信息被当成商品交易，既消耗了社会对学校和机构的信任，也损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环境，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晚上8点，江苏的刘先生正陪上初中的儿子写作业，手机忽然震动——“您好，我们是教培机构的，请问您是小刘的家长吗？”这样的情形在无数家庭中反复出现。四川峨眉山一位初三学生家长吴先生，手机黑名单里就积攒了一两百个陌生号码，对方不但能准确说出孩子的名字，连各科分数和班主任是谁都了然于胸。这背后，是一条规模庞大、触角深远的学生信息倒卖黑色产业链。

从已曝光的案件看，这条产业链的规模远超公众想象。比如，四川冕宁案涉及70余万条学生信息被多次转卖，涉案人员包括平台工程师、学校副校长、教育咨询机构负责人等。四川乐山案中，警方查获泄露的学生信息90余万条，覆盖全省17个市州，信息维度极为详尽。江苏等地案件涉及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单条售价从0.5元到十余元不等。社交平台上还有卖家在广州地区一次性兜售近7万条“准备小升初”的学生信息，单价仅0.6元。

四川峨眉山案件揭开了黑产链条的完整面貌。专案组从校外招生团队入手，逐级追溯，最终锁定了一条“学院高层—校内管理员—中间商—校外招生团队”的四级网络。链条顶端是眉山某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他将履职过程中合法获取的学生信息泄露给德阳某校招生办主任吴某某，后者再转卖给中间商黄某某，最终用于电话营销和违规招生。

山西太原的案件则呈现出另一种链条形态。2023年至2025年间，韩某、王某杰等人利用在教育机构和眼科医院工作的便利，通过购买、交换、收集等方式大量获取多所学校学生信息，再通过网络向多家教培机构工作人员出售，获利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该案因涉及侵害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检察机关同时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链条更深处，还有运维人员的“监守自盗”。四川凉山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中，涉案程序员彭某利用维护学生信息平台的职务便利，非法窃取70余万条学生信息，通过多层中间商转卖给17省市的培训机构，涉案金额高达400余万元。原始信息以0.5元每条的价格流入市场，经处理后终端售价暴涨至数元甚至更高。

梳理这些案件，一个共同特征是泄露源头几乎都指向“内部人”，如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平台运维工程师、招生办主任等。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时建中指出，法律对未成年人信息保护本已设置了更高门槛，但制度防线屡被击穿。问题出在“重采集、轻保护”的惯性思维上，一些教育机构和平台热衷于数字化管理的效率提升，却在权限管理上极为粗放。

此外，委托处理环节也存在监管真空。学校将系统建设运维委托给第三方公司时，合同中往往对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约定笼统，监督流于形式。当学校自身缺乏数据治理能力，又未能通过合同约束受托方，学生信息就等于被置于一个无人看守的通道中。

教培机构对“精准营销”的病态依赖也制造了庞大的买方市场。黑市流通的学生数据超过千万条，涉及多地中小学生，单条信息售价0.5元至十余元不等，不法分子为规避监管采用现金交易并借助社交平台引流。

涉案90余万条信息，依据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事后追责只能惩治已发生的犯罪，无法阻止下一条链条的形成。斩断学生信息倒卖的利益链，需要在制度层面完成从“末端治理”到“源头防护”的转变。

技术层面的“加密预警”是基础。每一次数据导出、拷贝都应全程可追溯，对批量导出等敏感操作实行异常阻断。制度层面的关键在于厘清“谁收集、谁保护”的责任链条。学校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即便将技术运维外包，保护义务不能外包。《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委托处理必须通过合同约定处理方式和安全措施，委托方须履行监督义务。

2026年4月，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启动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将教育领域列为重点行业，聚焦未成年人信息处理规则缺失、网站和App过度收集信息等问题。四川省教育系统也在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发布了个人信息保护提示卡，明确不得买卖、交换或向第三方提供师生个人信息，不存放学籍等重要资料在公共网盘或未加密的云端。

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嵌入日常管理流程的数据安全制度：教育机构的信息系统应落实分类分级保护，对涉及未成年人敏感信息的操作实行“双人双锁”；委托第三方处理数据时，安全评估和合同约束应成为不可逾越的前置条件；对教培机构获取学生信息的渠道，监管部门应建立常态化的溯源核查机制。

学生信息之所以成为黑市“硬通货”，根源在于它兼具高精度、高需求量和高变现效率三重属性。治理学生信息倒卖，不能停留在“抓几个内鬼”的层面。只有让制度防线前移到信息采集的那一刻，让每一次数据的流动都有迹可循、有人负责，才能真正扎紧未成年人信息安全的篱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