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发声：公考围岗必须打击，别被虚假报名人数误导

2026年各地公务员考试的报名入口正陆续开放，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带着投身公共服务的热情，在书桌前度过了无数个奋斗的夜晚，期望在公平的角逐中获得一席之地。然而，部分省份出现的“公考围岗”乱象，犹如暗藏于这场关系众多人前途的选拔之路上的礁石。一起涉案人员非法获取5000余条公民信息、两年内虚假报名700余次的案件，不仅暴露出围岗操作的冰山一角，更揭示出一条分工清晰的黑色产业链，引发公众对公考公平性的忧虑。

公务员考试作为国家选拔公职人员的核心途径，不仅承担着遴选优秀人才的职责，更维系着社会流动的公平底线。当有人企图通过盗用他人信息、批量虚假报名来制造竞争假象、吓退潜在对手时，这种行为已远超普通的考试失信，成为对制度权威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众多诚信考生努力的漠视。唯有深入剖析围岗乱象的生成逻辑、产业链条与治理困境，才能筑牢公考公平的防线，让每一份付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公考围岗”并非孤立的作弊行为，其背后是一套成熟且隐蔽的操作模式，已初步形成产业化运作。从已曝光的案例来看，围岗操作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人为干预报名数据，制造岗位竞争激烈的虚假印象，从而为特定考生“清场”。这种操作通常由考生与公考培训机构勾结发起，借助黑产团伙提供的公民信息，完成批量注册和虚假报名的全流程。

在李某与某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串通的案件中，两人通过非法渠道获取5000余套公民个人信息，在2024至2025年间累计虚假报名700余次。他们精准锁定目标岗位，通过批量报名虚增人数，使原本竞争正常的岗位呈现出“千人抢一岗”的虚假繁荣。不少真实考生看到如此高的报名人数，因对竞争难度产生误判而主动放弃报考，实施围岗的考生则借此减少真实竞争对手，获取不正当优势。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公民信息被盗用的群众，在自己报名时才发现身份已被占用，不仅错失报考机会，还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维权，正常生活与备考计划均被彻底打乱。

围岗操作的产业化特征，使其破坏力远超个体作弊。这条黑色产业链已形成清晰分工：上游是非法获取、贩卖公民信息的黑产团伙，他们通过黑客攻击、内部泄露、网络爬虫等多种手段收集公民身份证号、手机号、照片等核心信息，以每条5至25元的价格在暗网或隐秘社交渠道流通；中游是中间商，负责整合信息资源，对接考生与培训机构的需求，从中赚取差价；下游则是具体操作者，利用自动化脚本工具，批量完成账号注册、岗位填报等操作，实现高效虚假报名；而部分公考培训机构则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不仅为考生提供围岗方案，还直接参与信息采购与操作执行，将围岗包装成“上岸秘籍”，以此吸引学员、牟取暴利。

在李某案中，涉案人员投入2.8万元购买公民信息，通过700余次虚假报名非法获利2.56万元，违法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成为黑产团伙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更值得警惕的是，围岗操作的技术门槛正在不断降低，自动化脚本工具的普及让批量报名效率大幅提升，而部分地区公考报名系统的技术防护滞后，进一步给了黑产可乘之机。一些围岗操作者甚至会针对不同岗位的特点调整策略，对热门岗位制造过度竞争假象，对冷门岗位则通过虚假报名凑足开考人数，确保目标考生能够顺利进入面试环节，操作的精准度与隐蔽性不断升级。

围岗乱象的滋生蔓延，绝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技术防护短板、制度约束不足与社会心态偏差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叠加，让围岗行为的操作成本偏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最终导致乱象屡禁不止。

制度层面的约束不足，进一步降低了围岗行为的违法成本。当前对围岗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存在一定的错位现象。已曝光的案例中，涉案人员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罪名仅能规制产业链上游的信息盗卖行为，却难以精准界定围岗行为对公务员考试秩序的破坏。《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对考生的处罚多为取消成绩、限制报考，对背后的培训机构、技术支持平台缺乏明确的约束条款，难以实现全链条追责。同时，围岗行为的违法所得往往高于罚金，李某案中涉案人员非法获利2.56万元，罚金仅3万元，这种轻罚力度不足以遏制黑产团伙的逐利冲动。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的缺失，也让监管存在盲区，公安、人社、网信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尚未完全打破，难以形成对围岗行为的精准打击与源头治理。

社会心态的偏差，则为围岗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近年来“公考热”持续升温，部分岗位出现数百人竞争一个名额的激烈场景，上岸压力让一些考生陷入焦虑与偏执。在“唯上岸论”的心态驱使下，部分考生摒弃诚信底线，将投机取巧视为捷径，认为只要能成功上岸，轻微的违规成本无关紧要。而部分公考培训机构利用考生的焦虑心理，刻意渲染竞争压力，将围岗等违规操作包装成“独家技巧”，误导考生参与其中。这种畸形的备考心态与行业生态，不断压缩诚信考试的生存空间，让围岗等乱象有了可乘之机。

围岗行为带来的危害，远不止破坏一次考试的公平，更会对公职人员队伍建设、社会信任体系造成深层次冲击，其负面影响具有传导性与长期性。

对广大诚信考生而言，围岗行为直接剥夺了他们公平竞争的权利。那些为备考付出数月甚至数年努力的考生，可能因为虚假的报名数据而放弃心仪岗位，错失改变命运的机会；而身份信息被盗用的考生，不仅要面对报名受阻的困境，还要承受维权过程中的时间与精神消耗。这种不公不仅伤害个体情感，更会打击整个考生群体对公考制度的信任，让部分人产生“努力无用”的消极认知，进而影响社会对公共服务岗位的参与热情。

对公职人员队伍建设而言，围岗行为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通过围岗手段上岸的考生，其诚信品质与规则意识本就存在缺陷，进入公职队伍后，难以保证会坚守廉洁奉公的底线，甚至可能将投机取巧的思维带入工作中，影响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而那些真正德才兼备、坚守诚信的考生被拒之门外，也让公职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面临隐性下滑的风险。公职人员作为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其选拔过程的公正性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围岗行为对选拔机制的破坏，本质上是对国家治理根基的动摇。

从社会层面来看，围岗行为会消解公众对公考制度乃至整个社会公平体系的信任。公考作为社会公平的“标杆”之一，其制度公正性一旦受到质疑，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让公众对其他领域的公平性产生怀疑。当人们意识到努力与实力不如投机取巧，当规则可以被人为操纵，社会的诚信体系与规则意识就会受到侵蚀，进而埋下信任危机的种子。这种危害不仅局限于公考领域，更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治理围岗乱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能依靠单一手段，必须构建“技术堵漏、制度筑墙、法律亮剑”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全链条打击、源头治理，才能彻底铲除围岗黑产的生存土壤，守护公考公平。

制度完善是构建长效治理机制的核心，关键在于健全全链条监管与追责体系。修订《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明确“围岗”行为的认定标准，将虚假报名、盗用他人信息报名列为严重违规行为，对参与围岗的考生，视情节轻重给予取消成绩、限制报考乃至终身禁考的处罚。针对公考培训机构，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一旦查实参与围岗操作，立即吊销办学资质，实施行业禁入，同时追究机构负责人的法律责任。畅通考生维权与举报渠道，在报名系统设置“一键举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