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公开检讨与连坐式问责引热议：羞辱式问责背后的教育困局

蓝底白字，“耻辱”两个大字赫然置于大屏幕正中央。

在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上，因所带初中班级期末考试平均分低于15分、或小学班级平均分低于30分，多名教师被叫上台，与身后的“耻辱”二字合影。

相关照片在网络上传开后引发广泛关注，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存在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对与会教师造成了严重心理伤害，并表示已组建专项工作组展开全面调查。截至当前，官方尚未通报调查结论。

台上被要求合影的教师中，有一位是杨鼎的亲属。杨鼎回忆，当天会议结束后，这位老师回到家喝了不少酒，而他平时只在春节才喝酒。杨鼎明白，这是“气狠了”，他替亲人感到不平。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长期在全国多地开展县域高中田野调研。她向澎湃新闻表示，这种做法是想借助负向激励来倒逼教师提升教学水平，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学生的生源结构。雷波县位于大凉山腹地，既是偏远山区，又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教育底子本就薄弱。

此事引发了大量讨论。社交平台上，不少地区的教师表示有类似遭遇：“开大会做检讨”“按成绩给老师排名”“学生考不好老师就成了罪人”……澎湃新闻采访多位教师后发现，这起极端事件并非个别现象：在一些教育基础较薄弱的地区，“唯分数”的考核方式仍然根深蒂固，公开检讨和“连坐”式问责被当作传导压力的工具，教师的尊严不断被压缩，教学与教育的本质也越来越远。我们想探讨的是，某些教育问题为何如此顽固，又该如何改变。

公开检讨与“连坐”式问责

雷波县与“耻辱”合影的教师中，有几位是贺丰的同事。她告诉澎湃新闻，其中一位物理老师同时教好几个班，其他班成绩都还可以，唯独一个班平均分没达到15分。

作为一名从教十多年的一线教师，贺丰说这类会议是近两年才有的，她只参加过一次。当时是县教体局召开的视频会议，要求老师们在本校会议室参会，学校会打考勤，没课的老师必须到场。

贺丰回忆，会前并未告知会议内容，只有需要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稿子。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相关老师要在教体局会议室做表态发言，且要求不能找客观原因，只能从个人主观方面找问题。

发言的老师全程低头盯着稿子。听完几位老师的表态后，贺丰忍不住想：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以后怎么面对自己的学生？

陈萍曾在西部地区一所民族村小任教。当时，由于学校师资紧缺，她既教语文又当班主任，一周要上20节课。但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她感到压力的，是“质量分析会”。

据她回忆，每次考试之后，学校都会开一次“质量分析会”，把每位老师的姓名、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等做成图表，用PPT展示并逐一分析，最后按年级和科目排名，排名靠后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检讨反思。

陈萍至今记得7年前的一次集中质量分析会。“和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站在少说两三百人面前，念自己写的反思检讨。”她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男老师念着念着就哭了。

那时陈萍还是刚入职不久的新教师。看到那位男老师上台检讨，她一方面害怕下次轮到自己，“觉得太丢人了”；另一方面又觉得学校的做法“很过分”。在她看来，老师工作本就辛苦，因为一次考试成绩就让老师遭受这样的羞辱，她觉得很心疼。

后来，陈萍也上台念过两次检讨，至今仍有一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仿佛自己所有的付出，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全成了泡影。她感到，老师自身有压力，也会把压力传给学生，自己和学生都不快乐。“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能教出快乐的学生呢？”陈萍说。

在简妮任教的湖南某乡镇中学，问责则是“连坐”式的。按她的说法，如果学生没考好，班级所有老师都要向校长做检讨、写反思，说明自己的问题。校长会说“只有老师差，才会有差学生”，最终，老师成了学生成绩差的唯一责任人。

每次考试后都有排名，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都要评比。简妮说，三年前学校换了一任校长，分了实验班和平行班，她教的是平行班。“分班本身就意味着生源不平等，但考核标准却是一视同仁的。”她说。

简妮记得，她所在学校曾有一位50岁的支教老师，在原学校是年轻教师学习的榜样。来到这所学校后，这位老师第一次因为学生考试成绩差，在大会上被公开批评。

学校通过合理方式监测教师教学水平，以帮助提升教学质量。雷望红认为，过度排名和“连坐”式问责的考核制度会伤害教师自尊。教学成果的好坏，既与教师有关，也与学生的自觉性和教育生态有关，“板子不能只打在老师身上”。此外，类似做法还可能引发教师“集体卸责”，因为总有人要上台检讨，大家就一起“出丑”算了。

被教学以外的事缠身

轮到值日时，简妮的一天往往从早上6点40分开始。学校的“年轻教师”轮流值日，穿上红马甲，早上迎接学生到校，晚上再目送学生回家。

教学日常中还被塞进了各种会议。她说，按学校规定，一周固定会议有3次，此外还有各种临时会议。

她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昨天开会两个小时，今天开会还是两个小时，总之开会的内容就是（校长）对老师劈头盖脸一顿骂。成绩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简妮说，有时是上课时间开会，频繁的会议打乱了她的教学。每次开完会，她已经没有精力继续上课，只好让学生自习。

当学校要求班级成绩未达标的老师写反思检讨时，简妮写的是“我对教育事业无愧于天地良心”。她看到，办公室里有些老师写着写着就哭了。

简妮还提到，学校领导的一些行为有时会打击教师自尊。她有一个同事正在上课，校长觉得这个老师教得不好，就当着一群学生的面，让这个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自己去给学生上课。

2020年大学毕业后，李秋成了一名乡镇中学教师。刚入职场的她，对未来的每一堂课都充满期待。

第一堂“推门课”上，一群校领导在台下旁听。“讲完后他们不说优点，只说缺点。”李秋觉得，这对刚参加工作的她来说，打击有点大。

正式入职之初，李秋只带一个班的语文课，后因语文老师紧缺，学校又给她安排了一个班，她一共带两个班。课时量增加后，李秋忙碌起来。“有时候就是从早忙到晚，上课、守自习、备课，还要处理一些学校的杂事。”

李秋所说的“杂事”包括给学生分发牛奶，这项任务落到她头上，也是因为她是年轻教师。全校共九个班，三四百人。她要清点牛奶，放进小仓库。课间操结束后是发牛奶的时间，她站在楼梯口，等各班负责人来领取并签字确认。

另一件“杂事”是定期检查消防瓶，过期的消防瓶需要她拿到政教处更换。李秋觉得，自己当老师是想教书育人，但进入学校后，很多时候却在干不相干的活。

后来，李秋离开了这所学校，去了镇上另一所学校教书。

“控辍保学”背后

据雷波县官网介绍，该县位于四川省西南边缘、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人口30万，其中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61%。2021年，该县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对于这次教师与“耻辱”合影事件，贺丰认为，学生成绩差的责任并不全在教师。

她提到，县里初中招生本来就对学生进行了筛选。首先，雷波中学通过测评考试录走一批成绩好的学生，然后其他学校再划片区招生。在贺丰执教的学校里，被录取的学生又被按成绩好坏分到不同等级的班。

贺丰说，她所在学校有一个班生源基础较弱，初一时老师都不愿当这个班的班主任，于是学校安排了一位其他中学的老师来担任。她所在学校这次上台的数学和物理老师，教的都是那个班。

为了保障义务教育实施，学校需要完成“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