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是怎么来的？一文读懂汉语拼音的起源与历史

中国早在明万历年间便已出现系统性的字母拼音方案。16世纪末，传教士利玛窦为传播福音来到中国，为便于学习汉语，他编写了《西学奇迹》，首次以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做法类似于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标音。

到了17世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对《西学奇迹》加以改进，编成《西儒耳目资》，但在中国民众中并未产生什么影响。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商人和传教士涌入中国。一些传教士发现，在识字率极低的中国，用汉字传教极为困难，而若以音形一致的拉丁字母拼写中文，则能迅速传播教义。于是，用拉丁字母拼写各地方言的教会读物大量涌现，许多原本目不识丁的民众竟能自行读懂圣经。

在外国人创制的拼音方案中，威妥玛拼音影响最为深远。英国人威妥玛堪称时代的弄潮儿，他亲历第一次鸦片战争，曾任上海海关税务司、驻华公使以及剑桥大学教授，在中国生活了四十余年，以北京官话为标准创立了威妥玛拼音。“Kung Fu”（功夫）、“Tai Chi”（太极）均出自威妥玛拼音，上海交大前身“交通大学”的英文名“Chiao Tung University”同样采用此拼音。

威妥玛拼音虽能拼写大部分中国地名和人名，却带有附加符号“’”和“-”，如“T’ien-chin”（天津），用打字机输入颇为麻烦。1906年，上海召开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改用邮政式拼音拼写中国地名。邮政式拼音在威妥玛拼音基础上加以改进，去掉了附加符号，并对部分地名采用方言拼写，如“Amoy”（厦门）、“Swatow”（汕头）。

中国知识分子将拼音视为改革汉字的手段，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先后发起了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以卢戆章、王照和劳乃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希望发明一套拼音文字以帮助民众识字，在清末掀起了“切音字运动”。卢戆章最早提出“切音字”这一说法，先后创设二十多套拼音文字方案，涵盖拉丁字母、假名和速记符号等不同形式。遗憾的是，没有功名的卢戆章并未获得政府理睬。此后，参与过戊戌变法的王照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秘密回国推广《官话合声字母》，得到袁世凯等人支持，这套以假名表示官话的拼音方案推行至13个省。在《官话合声字母》基础上，晚清著名保守派劳乃宣推出“合声简字”，增添了方言拼写。

民国建立后，创制拼音方案的目标从普及教育扩展至统一国语。1918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章太炎的“注音字母”方案，作为第一套统一拼音方案，以汉字偏旁部首为汉字注音。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将“注音字母”更名为“注音符号”。

当时，刚公布的“注音字母”既不便于打字，也不利于国际交流。受日本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和假名思潮的影响，陈独秀等人决定创制一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一时间，蔡元培、赵元任、林语堂等学界巨擘纷纷参与讨论，国语罗马字运动（当时称拉丁字母为罗马字母）由此轰轰烈烈展开。1928年，国语罗马字方案正式公布，简称“国罗”。然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国罗”最终仅在知识分子间传播。

三十年代初，拉丁化新文字在苏联创立。因第一套拉丁化新文字拼写的是北方话，故简称“北拉”。“北拉”传回国内后，受到茅盾、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欢迎，而“国罗”派则认为“北拉”是外国人越俎代庖、分裂国语。不久，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国家处于生死关头，形势紧迫。尽管遭到“国罗”派反对，在唤醒民族意识和抗日救亡的压力下，“北拉”迅速推广至农村、工厂、难民收容所和抗日前线，遍及全中国，各地纷纷成立新文字促进会，出版了大量“北拉”新文字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为推进扫盲，新政府着手制定新的文字改革方案。考虑到国际交流的需要，决定采用拉丁字母。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文字改革的任务也从“废除汉字”转变为“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开始在全国推广。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ISO 7098号文件，《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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