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个巨大的精神病院？这本20世纪最具影响力社会学书告诉你真相

题图：电影《大腕》剧照

近日，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拟剧论”的创立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学术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收容所：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情境》中译本正式出版。

本书英文版于1961年问世后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为理解权力运作、身份建构以及边缘群体的真实处境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框架，还推动了全球精神卫生领域的“去机构化”运动。在书中，戈夫曼把“拟剧论”从日常社交舞台延伸至精神病院、监狱等极端制度环境，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社会真相。

在这些“全控机构”里，戈夫曼发现，所谓“正常”与“疯癫”之间的界限并非天然存在，而是由一套精密的制度体系所建构并维持的。这些机构借助严苛的身份剥削手段——没收个人物品、抹除社会身份、集体管制、系统性羞辱——来瓦解个体的自我认同，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纳入标准化秩序，重塑为温顺、沉默的“被收容者”。因此，机构的核心功能在于控制，而非其对外宣称的治愈或关怀。当名字被编号取代，当行为被病理化为“症状”时，我们还能确信自己是“正常”的吗？又该如何抵抗，哪怕只为一缕尊严的微光？

本书从微观层面撕碎了现代社会围绕“正常”编织的迷思并发出拷问：究竟是那些被贴上“疯子”标签的人病了，还是这个急于将他们分类、隔离、改造的“健全世界”本身，陷入了一种更隐蔽的集体疯狂？

下文节选自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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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控机构的特征

文 | 戈夫曼

来源 | 《收容所》

一

社会机关（social establishment），或者日常所说的社会机构（social institution），指的是像房间、套房、建筑、工厂等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地方。在社会学中，我们无法以恰当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分类。有些机构，比如纽约中央火车站，只要举止得体，谁都可以自由出入；其他机构，比如纽约联盟俱乐部或者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闲杂人等就不那么容易进了；商店和邮局等机构则由少量固定的社会成员为络绎不绝的顾客提供服务。像家或是工厂，成员则相对固定。有些机构提供活动场地，让个体彰显社会地位，无论这些人对此乐在其中还是不以为意。相比之下，其他机构则比较随意，成员不必拘谨，机构活动适合闲暇时参与。本书研究的是另一类机构，这类机构被认为是自然而然且富有成效的，因为其成员机构在很多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至于如果想深入了解其中某一个机构，我们蕞好同时考察其他同类机构。

二

每个机构都会占用其成员的时间与精力，并为他们提供一个专属的“世界”（world）。简言之，每个机构都有覆盖个体生活全部层面的倾向。当我们回顾西方社会的各式机构时，会发现有些机构的覆盖面远远超出其他机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层式跃升。它们这种覆盖或全控的特征体现在阻断其成员与外部世界交往上，并通过有形事物形成隔离，比如上锁的大门、高墙、铁丝网、悬崖、水域、森林、沼泽等。我将这些机构称为全控机构，它们的一般性特征正是本章研究的对象。

当代社会中的全控机构可以粗略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为了照顾盲人、老年人、孤儿、穷人等缺乏能力且不具有危险性的人，为他们提供容身之所；

第二种旨在照料没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对社会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尽管这种威胁可能是无心的，比如结核病疗养院、精神病院、麻风病院；

第三种则是为了保护社会免于蓄意伤害，而这些被隔绝之人的福祉不是当务之急，比如监狱、拘留所、战俘营、集中营；

第四种据称是为了能够更好执行某些类似工作的任务，其工具性特征就是其存在的理由，比如军营、军舰、寄宿制学校、劳动营、殖民地矿工院，而在下人房的仆人眼中，大宅邸也算第四种机构；

最后一种是远离俗世且往往也同时充当宗教修习场所的地方，比如修道院（本书中默认其成员全部为男性）、寺庙、女修道院及其他隐修场所。对全控机构的分类并非严丝合缝、无所不包，也不能直接用于分析，但是它提供了一个纯粹的指称性定义，可以作为具体研究的起点。通过初步厘清全控机构的概念，我希望为讨论它们的总体特征打下基础，避免同义反复。

在尝试提炼这些机构的总体特征之前，一个概念性的问题需要被申明：我想要描述的这些要素，既非某个特定全控机构独有，也并非所有全控机构都具有。全控机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每个机构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整体的许多特征。我将这些特征称为“共性”，这一概念尽管有一些局限，但至少在逻辑上站得住脚。同时，此概念允许我们采用理想型（ideal types）的分析方法，先抽象出总体特征，以期在此基础上凸显出机构间的重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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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安排是，个体的睡眠、玩乐和工作倾向于在不同的空间发生，有不同的参与者，服从不同的权威，且不必受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理性规划的管束。全控机构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这三者之间的壁垒。首先，生活中的各项活动都被限制在同一个地方，服从于单一的权威。其次，成员日常行动都要在其他一大群人的直接陪同下完成，这群人都受到同等对待，被要求一起做同样的事情。再次，日常行动的每一步都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必须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时间完成一个行动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整个行动流程由上层通过一套明确而正式的裁决系统以及一群管理人员执行。蕞后，形形色色的强制活动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的理性规划中，以实现机构的官方目标。

这些特征中的某个特征也会在全控机构以外的地方出现。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型商业、工业或教育机构为其成员提供自助餐厅和休闲娱乐，但是否使用这些额外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个人决定的，并且还会有专门措施防止官方权力介入其中。同样，家庭主妇或农场家庭也可能生活在一个由栅栏围起来的区域中，但是他们不会受到严格的集体管制，也不需要时刻和一大帮同类在一起。

一批人以科层化组织的方式处理着许多人的需求（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必要或高效的方式），是全控机构的关键所在。一系列重要的后果由此产生。

当被成批管理时，人们会受到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不是指导或是定期检查（多见于雇主–雇员之间），而是监视。这是一种观看行为，以确保每个人在他被明确告知的要求下行事，违反规定的人会被揪出来，获得和其他乖乖妥协的人截然不同的待遇。是先有一大群被管理的人，还是先有一小部分监督人员，这不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关键在于，他们因彼此而存在。

戈夫曼

全控机构里的人员被分成两部分：一大群被管理者—一般被称为“被收容者”，以及一小部分负责监管的工作人员。被收容者通常生活在全控机构中，与高墙之外的世界联系受限；工作人员每天工作 8 小时，除此之外依旧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3这两个群体都对彼此抱有狭隘而充满敌意的刻板印象：工作人员认为被收容者总是苦大仇深、偷偷摸摸、不值得信任，被收容者则认为工作人员总是盛气凌人、专横粗暴、刁钻刻薄；工作人员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并且充满正义，被收容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低人一等、弱势、理亏、充满内疚。

这两个阶层间几乎不允许社会流动，社会距离相差甚远并且经常有相关的正式规定。甚至跨越界限的对话也要使用一种特殊的语气，正如一部改编自精神病院真实故事的小说里写道：

“我告诉你们啊，”哈特小姐在病人们通过休息室时说，“你们照戴维斯小姐说的做，别多想，照做就是了，这样就会相安无事。”

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弗吉尼亚就知道1号病房最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