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厄尔尼诺或创历史峰值 企业如何用ESG应对极端天气

国家气候中心近日发布消息，一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2026年9月正式形成，预计将在秋末冬初达到巅峰，其强度将刷新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厄尔尼诺属于典型的ESG气候物理风险，也是对企业气候韧性进行检验的现实压力场景。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以及沪深北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都明确要求企业披露情景分析的假设条件、适应成本以及财务层面的影响。

当极端天气从小概率事件逐渐演变为日益频繁的常态，气候物理风险正成为企业必须纳入实质性管理的课题。然而，从风险识别到财务量化这一管理闭环，大多数企业尚未建立起来。

**气候物理风险步入ESG关注范围**

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即将来临。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未来三个月内，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攀升，并在秋末冬初达到最高点，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不过，其影响并不会立刻显现。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薇指出：“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加显著。”从历史来看，1998年、2016年和2024年均为厄尔尼诺次年，这些年份都曾对我国夏季气候，尤其是长江流域周边的降水造成重大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气候应对策略应指向何方？商道咨询合伙人郎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主要针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实质性风险，这类风险既包含长期性的，也包含即时性的。

在ESG语境中，这类风险有一个专门的名称——气候物理风险，而厄尔尼诺正是这样的风险来源。

郎华指出，厄尔尼诺一方面源自持续、长期的气候条件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引发气象条件的实质性改变，比如极端天气增多、暴雨和干旱更加频繁，以及台风等灾害的频发。

郎华表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为一个大的气象环境，是地球气象条件变化的‘底色’，最终带来的实际结果可能是更多极端天气。只要是由气候变化这一宏观背景所导致、可能对企业运营环境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因素，都需要被纳入考量。”

监管要求也在向具体行业推进。9月30日，财政部就《〈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以及电力等9项行业应用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涵盖电力、钢铁、煤炭、石油、化肥、铝、氢、水泥、汽车共9个行业。

为什么要按行业划分？郎华认为，气候风险分析的基本方法论是一致的：首先要进行情景分析，借助升温模型、社会经济模型等科学工具，考察不同升温情景下相关产业或运营实践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再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做进一步分析。但不同行业的风险维度各不相同，农业企业的适应性风险可能更为突出，新能源行业则可能在转型风险方面更为集中，因此有必要建立分行业的框架。

**农产品首当其冲，多条产业链承受压力**

从行业冲击来看，农产品首当其冲。中金公司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自1960年以来，历次强及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大概率会导致全球玉米和棕榈减产，而大豆则存在增产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均导致全球玉米减产，平均减产幅度为2.4%，其中两次造成巴西玉米种植面积下降17%至18%。棕榈同样承受压力，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均导致减产，由于产区高度集中于东南亚，干旱普遍导致单产被下调。大豆是少数例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中有两次实现增产，平均增产幅度为14%，原因在于巴西北部干旱和南部降水对大豆生产的影响形成了对冲。

橡胶、可可、咖啡、甘蔗等作物也可能受到波及。报告指出，东南亚干旱可能导致橡胶单产下滑，非洲干旱影响可可，越南干旱影响咖啡，印度干旱和巴西多雨则影响甘蔗。

价格影响随之浮现。中金公司测算，全球玉米和大豆库消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应价格涨幅分别约为20%和9%。在中性假设下，该机构预计未来3至6个月外盘CBOT玉米、大豆价格涨幅分别为20%和10%。

中金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农产品供需基本面本就处于从宽松向紧平衡切换的阶段，叠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限推升油价、黑海粮食外运受阻，供需、地缘、天气正在共同催化价格走强。”对我国而言，预计小麦、水稻等供应保障充足，受极端天气影响有限。

农产品减产的影响不会止步于田间地头。郎华分析称，农产品是食品饮料行业非常重要的原材料来源，会深刻影响下游产业。农业减产可能推高原材料价格，进而抬高企业的原材料采购成本，抬高终端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和生活成本；生活成本上升，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社会价格指数，并反向影响产业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相互牵制和影响的过程。”

同样处于基础地位的还有能源。郎华表示，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和经济体系都建立在能源基础之上，农业或能源行业一旦受到实质性、直接的影响，波及面会更加广泛。郎华提示，厄尔尼诺可能给全球带来较为直接的气温升高，温度上升会对生活和生存安全产生影响，由此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

**气候适应需提升“五大能力”**

在应对层面，企业的实践与监管要求之间仍有差距。郎华表示，企业ESG实践如果仅停留在风险分析和信息披露层面，远远不够。当前的信息披露要求已指向财务量化评估——为应对更多高温天气，企业可能需要为员工提供更多健康支持；为应对极端暴雨天气，可能需要为仓储或货物投保，因为一旦被淹，将造成较大损失。这些都需要量化评价，更需要投入。

现实与要求之间仍有距离。翻阅目前企业披露的气候相关信息，仅有少数企业在进行气候风险的量化分析，披露内容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

而卡点在于企业内部的部门衔接。郎华介绍，可持续部门在开展气候风险评估时，能够识别出关键风险场景，如暴雨可能影响仓储、物流和基础设施，也可能导致货物价值贬损，但往往只能做定性分析；财务人员对数字敏感，但对风险与财务之间的关联尚未形成直观认识。

企业如何进行气候风险量化分析？郎华给出了三步：首先做好风险评价，更有效地建立财务模型，通过财务量化对风险进行定价，了解其对企业真实的影响；其次做好气候适应的投资和投入准备，以应对潜在的气候风险；最后通过信息披露，让更多投资机构了解企业的风险适应能力。

城市端的探索走得更远。日前，国合会特邀顾问、国合会“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前期研究组中方组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应对极端天气，城市需要提升“五大能力”。

李晓江介绍，首先是预防能力，包括预测、预警、预案，在灾害发生之前要有充分准备；其次是灾害发生时的抵御能力，包括应急响应、防洪、排涝和抗震系统；再次是恢复能力，“不仅要恢复到以前，还应该恢复得更好，每一次灾后重建都是高标准重建”。

第四是变革能力。李晓江表示，不能只在预防、抵御、恢复这三个能力之间循环，要改变被动应灾的局面，通过变革提高整体抗灾能力、减少灾害损失。尤其当气象灾害从过去的小概率事件，变成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的常态时，变革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是长期的适应能力，需要不断努力去适应新的变化。

李晓江建议，将基于五大能力的气候适应能力评估嵌入各地城市体检，结合本地灾害类型、发展基础和短板开展“在地评估”——对企业和城市而言，气候适应的比拼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