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亚太部主任斯里尼瓦桑专访：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亚洲其他地区约0.3个百分点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亚洲目前正遭遇人口老龄化加剧、传统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效益减弱等多重压力。在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人工智能（AI）和数字化等前沿技术被视为提升区域生产率的重要支撑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6年秋季年会定于10月12日在曼谷召开，届时由IMF亚太部主任斯里尼瓦桑（Krishna Srinivasan）联合主编的新书《塑造亚洲的未来：机遇与挑战》也将同步发行。斯里尼瓦桑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指出，中国仍是推动亚洲增长的核心力量。

在谈到前沿增长动能与结构性转型时，斯里尼瓦桑表示，AI预计每年可为新兴市场带来0.2至0.8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速，但能否实现这一效果，关键取决于劳动力技能能否敏捷匹配。从更长远的发展视角来看，新兴经济体不应简单地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做二选一，而应统筹二者协调发展、积极拥抱“制造服务化”，这样才能真正突破发展瓶颈，充分释放人口红利。

同时他警示，随着冬季来临，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以及极端气候变化，仍是整个地区需要高度关注的主要下行风险。

亚洲航向与双重考验

第一财经：展望未来6到12个月，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什么？

斯里尼瓦桑：从亚洲增长格局来看，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毫无疑问是中国。IMF在7月发布的更新预测中，我们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6%，净出口是支撑这一增长的关键力量。如果中国能维持这一增速，将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

根据我们的宏观模型量化测算，中国经济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其他地区经济增速提高约0.3个百分点。亚洲短期内的经济景气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的走势紧密相连。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一旦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向国内消费主导的深度转型，并筑牢经济增长的内生稳定性，其向亚洲邻国释放的正向外溢效应将是持久而深远的。

第一财经：反过来看，亚洲地区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下行风险有哪些？

斯里尼瓦桑：最紧迫的外部威胁，无疑是我们仍处于两场局部地缘冲突的阴影之下。俄乌冲突持续未决，中东局势的紧张态势也未消退。

这两场地缘冲突对全球原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了持续的上行压力。随着北半球冬季临近，这种能源供应层面的脆弱性对亚洲构成非常直接的威胁。亚洲是全球能源消耗密度最高的大洲，且高度依赖外部油气进口。国际能源价格若出现非理性暴涨，将恶化亚洲的贸易条件，成为抑制经济复苏的重大下行风险。

另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潜在风险是气候异常，特别是厄尔尼诺现象对本地区造成的次生灾害。随着极端气候模式在不同区域出现，一些国家可能遭遇严重洪涝，一些国家可能面临持续干旱，还有一些国家将直接承受超强台风的侵袭。这类极端天气事件的暴发及其对实体经济造成的破坏，构成了亚洲必须严加防范的下行隐患。

技术落地与技能竞速

第一财经：在人工智能领域，亚洲在下游应用场景的落地推广非常迅速。这种新技术的快速扩散，对拉动短期生产率能起到多大程度的关键作用？

斯里尼瓦桑：谈到A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崭新且充满未知的课题。尽管AI在过去三到四年中成为宏观经济领域最热门的议题，但目前可供佐证的扎实经验数据仍然有限。

基于IMF当前掌握的有限数据以及构建的实证模型测算，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每年有望为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额外拉动0.2到0.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增量。

但能否真正将这一增量变现，完全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承载力与技术吸收效率。在亚洲内部，各国的准备情况呈现出巨大分化。先行国家无论在AI基础设施储备还是产业吸收深度上都遥遥领先。而在本地区其他经济体中，无论在制度准备还是实际渗透率上，差距都相当明显。

这可能导致区域内部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具备完善准备且高效接纳AI的国家增长显著提速，而滞后的国家增速则将受到拖累。正因如此，像越南等正在追赶的经济体，必须刻不容缓地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确保自身能够顺畅消化并转化AI红利，从而实现生产率的跨越式提升。

第一财经：要维持这种由AI应用驱动的增长动能，核心政策抓手是什么？

斯里尼瓦桑：首先，AI的开发与产业落地具有天然的高资本密集度特征。那些具备雄厚资金实力与充裕研发资源的经济体，在技术转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更为核心、更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劳动力技能的精准供给。在AI时代，你今天习得的专业技能，到了明天可能就会被技术迭代所淘汰。为了保持劳动力市场的高弹性与敏捷度，结构性改革必须高度聚焦于终身学习体系的搭建。

这要求我们打破“大学毕业拿到文凭便一劳永逸”的传统模式。整个教育架构与培训机制必须持续重塑，让劳动者能够实时跟上新技术范式与知识更新的步伐。唯有建立起敏捷的人才进化机制，才能确保AI的赋能效应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持久的生产力与增长红利。

越过“过早去工业化”陷阱

第一财经：服务业对于亚洲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维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在经济学中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理论，即服务业的发展绕过了成熟的制造业阶段。这是否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一项重大风险？

斯里尼瓦桑：我们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专题研究，其中深入剖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演进路径——即一个经济体如何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迈向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进而再过渡到现代服务业。

从历史上看，亚洲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完整经历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这一经典的梯次递进过程。但不可否认，当前部分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跳过了制造业的大规模积累，或者说制造业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就直接从传统农业跃迁至服务业，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里的核心逻辑在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极其低下，因此劳动力从农业析出、转向更高生产率部门，是亚洲迈向高质量就业的必然结构性规律。

但我并不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直接定性为负面的“过早去工业化”。某些国家在发展特定服务业上具备天然的比较优势，但服务业对广泛就业的吸纳能力通常难以比肩传统制造业。因此，即便是像印度这样已经在服务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未来也必须在做强制造业、创造更多实体制造岗位上倾注更大力度，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化释放其人口红利。在人口结构依然年轻的经济体中，若要解决海量新增人口的就业生计，必须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两端同时发力，这两者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

更进一步来看，即便在制造业内部，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制造服务化”（servicification）变革。以汽车产业为例，一辆汽车相当比例的附加值，已经不再局限于车间组装本身，而是源于前期的系统设计、车载软件架构以及贯穿始终的配套服务体系。服务化已经内生于现代制造体系之中。因此，政策制定者绝不能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割裂开来，而必须以更加全面、系统的视角进行协同布局。

第一财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比单纯押注高技能服务业，是否更能为本地区提供经济防护？

斯里尼瓦桑：这完全取决于各个经济体自身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演进特征。

在IMF关于亚太人口结构的系列研究中，我们将亚太各经济体划分为三个鲜明阵营。第一类是处于“人口红利早期”的国家，如菲律宾、尼泊尔以及部分太平洋岛国，其人口年龄中位数极低，劳动年龄人口充沛且持续增长。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