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首飞太空经历生死26秒 从普通小巷走向星辰大海

杨利伟首次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是在电视荧屏前那句干净利落的汇报：“我是中国航天员杨利伟，报告，飞船运行正常。”那一瞬间，无数人热泪盈眶，感到一个民族的梦想终于成真。但如果把目光追溯到几十年前，就会发现，这位站在太空舷窗旁俯瞰地球的中年军人，其实是从辽宁绥中一条寻常巷弄、一堆废铜烂铁和一本本连环画中，一步步走出来的。

他的人生道路仿佛早已被命运规划好：英雄梦、参军、当飞行员、成为航天员、执行首飞；但每一个转折点的背后，都伴随着具体的困顿、焦灼、纠结和咬紧牙关的坚守。那些细微到连他自己都可能淡忘的生活片段，一块一块地拼合出了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完整的人生底色。

1965年夏，杨利伟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人家。父亲在县土产公司工作，母亲是中学教师，一家五口，生活拮据。他原来的名字是“杨立伟”，上幼儿园和小学时，家里也没在意这个，直到他识字后，发现“立”和“利”读音相同，便自己改了名字。这个看似随意的改动，倒像是一个少年对“胜利”二字模糊而执着的认同。

上世纪七十年代，整个社会都在崇尚英雄。校园里、广播中、连环画上，到处都是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的事迹。杨利伟也不例外，和许多男孩一样，他痴迷于那些惩恶扬善、保家卫国的故事，连环画成了他最早的精神乐园。家里没钱买，他就自己想办法，捡废纸、废铁、玻璃瓶，攒够一两毛钱就跑去书摊买一套。这些连环画中的形象，在他年少的心灵里扎下了根，某种程度上，他后来的职业选择，几乎就是被这些“便宜连环画”和那个时代的大氛围一点点推动出来的。

孩子们的游戏也带着那个年代的烙印。放学后，村口、巷子里，“打仗”是最常见的娱乐。有一回玩得过了火，他抡起砖头砸中了同学二宝的脑袋，血立刻流了出来。他吓呆了，跟着大人把二宝送去包扎，把自己攒了很久、不到十块钱的“巨款”全部交给老师转给二宝作为医药费。这件事让他懂得，当英雄不是逞强斗狠，而是要能保护他人。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家乡那座军用机场。每年“八一”，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参观。那天，他抬头凝望蓝天，眼里几乎要放出光来。就在那一刻，小小的杨利伟心中，“飞行员”三个字几乎直接与“英雄”画上了等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到机场旁的土路上，远远地站着，注视着跑道。

1983年，他通过了空军的招飞考试，成为保定航校1700多名飞行学员中的一员。刚到航校，还没正式开飞行课，学校先进行了一次摸底测验。那段时间，他几乎把从前在连环画里对“英雄”的向往，全都转化成了试卷和课本。几个月下来，他在一群优秀飞行学员中挤进了前列，体会到了“努力比天赋更管用”的道理。

军校的生活不仅是学业更繁重，更重要的是纪律。起初，他和所有新兵一样，觉得“管得太严”。但人在高强度环境中待久了，慢慢就会明白，很多习惯不是用来限制你的，而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帮你系好了安全带。他说过一句很典型的话：在军校头几个月，精神和身体都绷得紧紧的，一开始不适应，可挺过去之后，遵守纪律就变成了“本能反应”。

训练严格是一方面，军校生活也并非全然灰暗。每天除了飞行、理论、体能，他逐渐发现校园里还有另一种“光芒”：文艺、音乐、爱好。他在航校迷上了唱歌、弹吉他，成了大家口中的“文艺骨干”。枯燥的训练、紧绷的神经，有时就需要靠音乐来舒缓。

1984年，他和几十个同学转到新疆空军第八航校，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机训练。为了尽可能成为“第一批放单飞”的人，他在几乎所有科目上都拼命练习，绝不允许自己落后。但再有能力的人也会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对他而言，难点在两个科目：抗过载、高速翻滚。为了克服前庭功能上的不足，他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了个“土办法”：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不停转圈。这种笨拙而反复的训练，最终换来了飞机里的从容。

1985年，他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两种教练机的单飞训练。飞行次数多了，年轻飞行员心底那点“玩心”难免会冒出来。有时爬升时玩得投入了，忘了时间，他会猛往下扎，用更大的下滑率抢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准点”落地。飞低空的时候，他们也爱在允许范围内试探边界，有时候会在五十米的超低高度掠过地面，战机呼啸而过，气流卷着尘土，把草地上的羊群吓得四散奔逃。

1987年，他结束军校生涯，领取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一百多块钱。毕业后，他所在的中队被整体分配到空军某师，驻地在甘肃偏远地区。1992年，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超低空飞行训练时遇到了空中险情。发动机突然发出异响，气缸温度飙升，其中一个发动机几乎停止工作。他死死握住操纵杆，小心翼翼地收油门，一点点把高度拉上去。第二天，他照常参加飞行训练。对外人来说，这种“第二天照飞”的表现看起来像电影里的英雄桥段，但在部队内部，这反而是一种常态。

同一年年底，部队精简整编，他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体裁撤，飞行员转到驻四川的一个航空兵团。那时候，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宽裕，身边不少亲戚朋友劝他去民航，但他心中的那点“英雄情结”和“战斗机情结”还在。妻子张玉梅给了他最关键的支持。于是，1993年初，他去了四川，改飞“歼6”。两年多时间，他把歼击机的全部基础课目飞了一遍。1996年，他已经累计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就在这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了航天员选拔。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决定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杨利伟收到选拔通知时，既意外又兴奋。1996年初，他和另外885名飞行员来到青岛空军疗养院，堆积成一片迷彩绿的人海。体检足足做了一个月，从头到脚、一项一项查。一轮轮筛选之后，预选航天员只剩20人。1996年底，他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迟迟没有等到结果，只被告知回部队等待通知。这一等等，就是将近一年。

1997年，航天员中心的专家组悄悄来到他所在的部队，除了与本人谈话，还专门找战友和妻子了解情况。专家问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会有很多变动，你能适应吗？当航天员有风险，你同意吗？”她的回答很直接：“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1997年底，他和另外11名飞行员一起被正式选中，来到北京，加入即将组建的航天员队伍。199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首批14人中，有不少人年龄比他小，学历比他高，有的还是双学士。他第一次真切感到压力，身上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再次被激起来，他从第一门课开始，就比别人更用功。

航天员的培养体系极为庞大。5年时间内，他们要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课程，还要进行体能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下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八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为了吃透飞船模拟器，他把所有能找来的舱内设备图、电路图统统贴在宿舍墙上，抬头低头都是图。他咬牙从工资里拿出一万多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把模拟舱每个角落都拍下来，回宿舍一遍遍看，一遍遍对照练习。

时间久了，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按键几乎刻进了大脑皮层。他说，自己闭上眼睛，就能在脑海里“看到”舱内布局，随便报出一个设备名称，他立刻能说出它具体位置、颜色、作用。航天员飞行手册厚得像一本字典，他硬是把大部分内容背下来，还自己编了很多口诀顺口溜，用简短的字词代表复杂动作，朗朗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