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政策怎样才能赢得公众信任

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基础”。评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指出，两位获奖者的研究为各国央行和政府当下采用的模型打下了稳固的理论根基，使人们更有能力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骤变等冲击。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备受瞩目的年份，这一奖项却颁给了两位“老派”宏观理论家，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然而，只要仔细审视各国央行议息会后的发布会措辞，每一句“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的背后，几乎都能看到这两个人的影响。本届诺奖真正指向的，是一个日益尖锐的追问：美联储的表态，凭什么让人信服？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讨。

稳定政策一度被认为应当退出，是谁将其重新拉回？

诺奖公告中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许多人认为稳定政策弊大于利，应当退出”。当时的凯恩斯模型建立在宏观变量之间的历史统计关系之上，卢卡斯的批判直击要害：一旦政策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随之调整，这些统计关系便立即失效。用旧地图指挥新战场，只会越调越乱。

霍尔的回应是：从个体出发。1978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证明，如果家庭具有前瞻性、按一生资源安排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已吸收了所有可预见的信息，未来消费的变化便无法用今天已知的信息来预测，近似于“随机游走”。诺奖科普材料称他“把问题倒转了过来”：与其寻找能预测消费的指标，不如检验消费是否真的不可预测。更具政策意义的是他与米什金1982年的研究：美国约80%的家庭行为符合前瞻理论，其余家庭既无法借贷，也没有储蓄，挣多少花多少。同一笔刺激资金，发给谁，效果截然不同。

伍德福德的回应则是：从规则与预期出发。2003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书名借自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98年的著作。他将前瞻的家庭、黏性定价的企业和按规则设定利率的央行纳入同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回答了法币时代的根本问题：央行无需盯住货币数量，只要按可信的规则设定短期利率，就能锚住物价。由于企业定价和家庭消费都取决于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央行“今天说什么，明天做不做”本身就是政策。他与埃格特森关于零利率下限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当利率降无可降时，可信地承诺“更长时间保持宽松”仍能压低长期利率——前瞻性指引由此从修辞变为科学。日本央行1999年的零利率承诺、美欧央行2008年后的实践，均在这一框架中找到了理论支撑。

两人合在一起，补齐了宏观稳定的两块承重墙：霍尔夯实了私人部门的行为地基，伍德福德搭建了政策部门的操作框架。

为什么是这两个人，为什么是此刻？

先看人。霍尔1943年生于帕洛阿尔托，在MIT师从索洛获得博士学位。1976年，他将芝加哥、明尼苏达等内陆院校戏称为“淡水派”，将哈佛、MIT等沿海院校称为“咸水派”，这对绰号至今仍是宏观论战的代名词。他与拉布什卡设计的“单一税”方案，在里根时代引发广泛讨论。但他最独特的身份，是自1978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成立起长期担任主席——美国经济衰退从哪个月开始、到哪个月结束，由该委员会裁定。同一年，他发表了那篇消费论文。一手握着“衰退的日历”，一手拿着“衰退的显微镜”，他的理论从不悬在空中。

伍德福德的路径更为曲折：芝加哥大学本科，耶鲁法学院法律博士，再到MIT攻读经济学博士，博士毕业不久即入选1981年首届麦克阿瑟“天才奖”。法学训练让他终身关注规则、承诺与可信度——他在意的不是央行行长有多聪明，而是规则设计得是否可信。年过七十，他的研究又转向认知局限与有限理性，回头修正自己当年的理性预期假设。一个是周期的“守夜人”，一个是货币的“立法者”；政策立场上，霍尔以单一税方案闻名，伍德福德是新凯恩斯主义的重建者，但评委会表彰的却是他们共同做的一件事：把宏观拆回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决策。

再看时势。2021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叠加能源危机，主要经济体通胀升至四十年高点，冲击性质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颇为相似，结局却不同：没有出现十年滞胀，通胀在加息后逐步回落。诺奖科普材料的判断相当笃定：我们没有陷入20世纪30年代那样灾难性的萧条；对于新凯恩斯模型，“很简单，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这套框架有一个反直觉的洞见：负面供给冲击下，潜在产出可能比实际产出降得更多，表面上的低迷背后其实是需求相对过热，此时该做的不是刺激而是收紧，以免通胀预期脱锚。

但这次检验也暴露了软肋。2021年美联储一度将通胀判断为“暂时性”，直到2022年3月才首次加息，当年6月美国CPI同比升至9.1%。模型指明了方向，用不用、何时用，取决于决策者；而一旦决策者迟疑，最先受损的正是可信度。诺奖科普材料特别强调，可信度与透明度是央行的关键属性，清晰可信地说明“如何思考，打算做什么”已成为央行运作的核心。此刻颁出这个奖，与其说是庆功，不如说是提醒：在债务高企、地缘冲突频发的年代，政策可信度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产。

对中国：框架可以借鉴，参数必须自己测

伍德福德与中国早有交集。2005年5月，他赴京出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围绕央行沟通与宏观经济稳定发表演讲。二十年后回看，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型路径与这套思想高度契合：2019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2024年明确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为主要政策利率，利率走廊不断完善，“预期管理”成为政策表述的高频词。从数量型调控走向价格型调控，本质上就是从“管总量”走向“管利率与预期”。

但借鉴必须划清三条边界。

其一，参数不能照搬。霍尔的“八二开”是美国家庭的比例。中国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住房占家庭资产比重高，收入预期与社会保障深刻影响消费。“没钱花”和“不敢花”的群体各占多少，分布在哪里，必须用本土微观数据测出来。前者需要转移支付，后者需要完善社保、修复收入预期，药方完全不同。

其二，前提不能忽略。前瞻性指引起效，以成熟的市场化利率传导和高度可信的政策承诺为前提。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增长、就业、汇率与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传导链条更长。伍德福德关于价格水平决定的研究还提示，物价稳定离不开财政政策的配合，这对当前统筹化债与稳增长同样有启发。

其三，稳定不是终点。宏观稳定能减少价值毁灭，却不会自动创造价值。当居民收入预期偏弱、企业投资回报下降时，即便融资成本降低，也未必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稳预期的根本，最终还要落在提高投资回报、改善收入预期、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上。

结语

霍尔用近半个世纪守着一份不轻易改口的衰退年表，伍德福德借一本百年前瑞典人的书名，教会全世界的央行“用话说利率”。两人留下的共同方法很朴素：先看一个家庭、一家企业如何决策，一项利率政策如何传导，再谈整体会怎样。

对中国而言，这次诺奖最值得带走的不是某个现成的模型，而是一种治理能力——把“稳预期”变成可测量、可检验、可问责的政策纪律。

当前美欧日央行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其货币政策独立性应把握到什么尺度，才能让其表态真正令市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