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和家长为何总是沟通不畅 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被误解的老师和不敢沟通的家长。

从小学班主任转岗到接诉员后，陈昱在新学期开始时的紧张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强了。

这是一年中两次举报教师的高发期之一。站在讲台上时，她担心自己会被举报；如今坐在办公室里，她替同事们捏一把汗。今年九月的头两周，她收到了将近40封举报信，几乎每天打开电脑邮箱，都能看到来自教育局转来的新邮件，红点闪烁。

其中大多数来自家长：“频繁更换老师，孩子成绩下降怎么办？”“为什么让孩子打扫厕所，学校没钱请保洁吗？”“老师针对我家孩子”……

也有一些过于具体或简单的说法：“作业要写到夜里十一点”“某老师太严厉了”，这通常意味着老师最不愿面对的情况——举报人是学生。

“像一支暗箭，猝不及防。”一位从教近30年的老师这样描述得知被举报时的感受。在举报发生之前，他从未听到家长或学生当面表达过不满。

“正面沟通变得困难。师生之间、家校之间的信任难以建立。”近两年，长三角地区某教育局工作人员程乐观察到，设立投诉热线的初衷本是提供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后备手段，如今却有被滥用的趋势。经核实发现，多数针对教师的举报存在“明显的夸大和不实”。

“其实很多误会只要和老师当面聊两句，就能解决掉。”他说。

对一些家长而言，举报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除非彻底否定老师，否则不会走到这一步。

然而，否定正是在一次次怀疑中累积起来的。一旦怀疑孩子遭受了不公正对待，“老师会给孩子穿小鞋”的顾虑也随之种下，直接沟通就成了一种冒险。“会被班主任记住，被各科老师忌惮。”一名家长说。

如此循环下去，为了保证能“受到重视、解决问题”，举报成了唯一出路。

经过写说明、道歉、处分或调整岗位，遭遇不实举报的老师大多动摇过。但动摇不等于离场。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站回了讲台，依旧相信师生之间、家校之间，本该是相互理解的关系。

举报

得知自己被举报时，小学老师邹华正在备课。

那是去年8月底的报到日。学生一早到校，领新书、交暑假作业，打扫卫生，中午12点放学。他站在校门口，看着家长和他微笑、打招呼，把孩子一个个接走。在邹华的印象里，“一切都很顺畅，没什么不对劲的。”

回望过去27年的教学生涯，一直都是如此平静。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这所北方小学教数学。他自认深谙和孩子的交流之道。课堂小话声密了，他只要稍微提高声调，孩子们便安静下来。学生表现好，他给每人买一根冰棍，或一个笔记本，“一碗水端平，一个都不能少。”

因为教得好、管得严，他几乎一直兼任班主任。

邹华是那种“老派”教师：推崇尊师重道，相信老师在学生面前得有威严。谈及经验，他最常提到的是“尊敬”。首先，他有先天优势，一米八的身高、男性。“小学生视野有限，对身形高大的老师会多些敬畏心。”其次，只要家长尊重自己，他就有自信，无论再调皮的学生，都能“镇得住”。最后，“尊敬”需要培养，只有不断地提醒，孩子才能保持。

开学第一课，就是个好时机。“收心”，是班上永不动摇的主题。孩子年年在长，必须在学期伊始，给大家提个醒。

下午，邹华独自留在教室备课。他打算先扬后抑，让孩子们分享下假期生活，活跃气氛后，再布置新学期的计划，一起翻看课本，了解新知识。

突然，敲门声响起。校长走进教室，说他被投诉了，有位家长认为他“对孩子不够关注”。进一步说明，他才想起来：大约2年前，班上一个内向的男孩，因为上课时不敢举手告诉老师，自己想上厕所，最终憋不住尿裤子了。

邹华听校长说，家长在报到结束后，“领着孩子就上教育部门实名举报了。”

数千公里外，陈昱所在的小学也频频发生类似的事。近两年来，每逢开学季，针对老师的举报就多起来。今年9月初的一周里，平均每天都会接到四五封举报信件。全校有近6000名学生，90多个班。在过去，一年收到四五封举报信，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得知被举报的那一刻，先是惊讶，再是茫然，最后是心寒——不满原来一直在那里，只是从未有人当面说过。甚至有人在一瞬间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是否值得。

学校让学生轮流打扫厕所，本意是通过劳动教育孩子。家长没和老师沟通，直接举报：这么小的孩子就干脏活累活，“老师不能干吗？没钱请保洁吗？”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举报信里说，“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陈昱回忆。

“很多事在孩子看来没什么问题”，陈昱说，但家长一听说，会感到焦虑，甚至觉得受到了侮辱。

邹华也这样认为。他反复回想自己的处置方式，至今想不通有什么问题。

当时，他立刻联系了那个尿裤子学生的家长，对方说要接孩子回家。邹华按学校规定办好离校手续、开了出门条。家长赶到校门时他正在上课，看着班里几十名学生，他不放心离开，没有送那个孩子出去。按学校规定，校门保安核实家长身份后孩子才能被接走，“有安全保障”。他再三叮嘱那个孩子：“如果不是你家长，一定不能跟着走。”但最后，孩子拿着出门条，独自走去校门。

当天，孩子被家长接回家换好衣服，回到学校继续上课。邹华见孩子状态不错，觉得“没有问题了”。此后两年，家长从未向他表达过任何不满。

直到这次举报。

误会

“现在家长都很敏感。”听邹华讲述事情的经过后，校长说。

接下来，学校不会处罚他，但他要写一份书面说明，这是为了“了解情况，向教育部门提交书面材料”。此外，在开教职工大会时，邹华要复盘下这次举报事件。

“与其说是复盘，不如说是检讨。”邹华有些不满，但也只能答应。

会上，他当着全校领导和同事的面，又一次讲述了事发经过，和大家探讨：“究竟是什么导致家长举报自己，今后如何杜绝。”最后，他的经历被当作典型案例，处理事情的方式则成了教师绝对不能碰的“红线”。

“别干这样影响师德的事。”一位校领导这样总结。

事实上，邹华以往在和这位家长的交往中，从未听对方提起过这件事。甚至有一次，对方想给他送礼表示感谢，但被他拒绝了。

直到开会时听说了举报事由，他才明白，正是这次拒绝，引起了家长更严重的担忧——老师坚持不收礼，更坐实了“对孩子有偏见”。

至于为何过了这么久才举报，家长表示，当时孩子到了该升学的年纪，按学校惯例，应该更换班主任。但教师人手不够，所以没换。家长发现班主任仍是邹华时，担心孩子以后继续遭受“不平等对待”，于是立刻举报。

“为什么不先和我说清楚呢，我就这么不值得被信任吗？”邹华感到心寒。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家校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多。从原本定期的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到现在接不完的电话、数不清的群聊，“无时无刻都在沟通，可又好像没什么效果。”一位毕业后刚进入学校教书的老师说。

问题在于越来越难直面矛盾。有家长提到，即便沟通渠道畅通，仍会担心直接质疑老师，会让孩子遭到更严重的区别对待。根据他自身过往的求学经历来看，老师是绝对的权力上位者，如果表达不当，会留下坏印象，“老师要给孩子穿小鞋。”

如何委婉地表达不满，成了家长间讨论的热点。“送礼，看老师收不收”，就是一种认可度较高的方式。

在程乐看来，多数举报的起因，正是这种信任危机导致的误会。近年来，他在区级教育局办公室管理网络教育相关舆情，答复投诉举报来信。他见过举报老师收礼的，也见过举报老师不收礼的。但说到底，“都是担心区别对待孩子。”

今年开学后半个月里，他平均每天会收到三四件举报信。其中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夸大和不实，例如老师在课上提到了某本杂志，家长就举报“老师和杂志社有利益往来”。

另一部分是难以界定的个性化问题，例如老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