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暗访放生乱象 生态隐忧背后的监管难题

周末清晨，花地河边聚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放生团体。当运送水产的车辆抵达现场后，参与者将荷花鲤、鲮鱼、泥鳅、田螺等水生动物投入河中。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善举；但在这热闹景象背后，却隐藏着生态安全的隐忧。

放生活动在我国历史悠久。然而，随着放生物种从本地鱼虾变为来源复杂的外来物种，传统活动与现代生态保护要求发生了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禁止擅自引进、释放或丢弃外来物种，并规定不得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农业部也要求单位和个人自行开展规模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时，需提前15日向县级以上主管部门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

尽管如此，调查发现即使在官方指定点位，无报备放生仍是常态，放生物种中混有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非指定区域进行的放生活动同样活跃，社交媒体上还存在代放生的引流现象。监管难以完整落地的原因之一是流程门槛较高，尤其是对中老年群体而言。许多参与者并不知道如何报备，执法部门的普法工作也不够完善。

以广州市为例，2023年11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野生动物放生管理规定》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随意放生野生动物，放生须提前三个工作日报备。然而，实际操作中很多团体和个人并未遵守这一规定。一些人认为报备程序过于繁琐，选择直接放生。此外，部分团体为了规避监管选择转战外地。

不按流程报备即放生不仅“不守规矩”，还可能导致生态问题。例如，小希所在的团体声称选择本土鲮鱼鱼苗，但实际上投放的是南亚野鲮，属于禁止放生的外来物种。市场上采购的鲤鱼、鲫鱼、黄鳝、泥鳅等常见放生物种也可能存在问题，如人工改良种群容易对野生种群造成基因污染，人工养殖的大鳞副泥鳅会挤占本土真泥鳅的生存空间。

广州地区河网密布，非指定区域的放生行为不在少数，这些区域基本处于监管真空。社交平台上，有人私自进行放生水生动物的记录，甚至推广代放生生意。监管力量不足和追责缺位的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现象。专家建议重点关注组织者，并借助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学会、协会的力量进行科普宣传，同时完善监控设备进行常态化监管。地方立法基础上，还需制定更完善的指引与规章，并持续更新禁放物种名录。

管好这桶“放生鱼”的生态账本，不仅是执法部门面临的挑战，更是城市治理智慧的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