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其坤成诺奖热门人选 科学突破背后的慢变量

2026年9月17日，科睿唯安发布了当年的“引文桂冠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入选物理学奖。该奖项素有“诺奖风向标”之称。

自2002年该奖项设立以来，约480位获奖者中，共有89人后来摘得诺贝尔奖，命中率约为18%。换言之，每五位被看好的科学家中，有四位最终与诺奖无缘。按此比例推算，薛其坤今年很可能仍将止步于“陪跑”之位。

与几年前的热烈期待不同，公众对此事的态度已趋于平和。虽然“薛院士今年能否获奖”依旧是十月的热议话题，但已无人将其视为关乎国家荣辱的赌注。这种焦虑感的消退，或许说明我们正试图用一把旧尺子去衡量一门新科学。

要理解这种心态的转变，有必要了解诺贝尔奖的评选逻辑。诺奖并非科学界的“次日达”快递。统计数据显示，诺奖得主从做出代表性成果到最终获奖，平均间隔为16.1年。也就是说，评委们考量的是十多年前甚至数十年前的贡献。

以LIGO为例，首次宣布探测到引力波后仅一年便获诺奖，已属罕见之快；石墨烯从被发现到获奖也用了六年。更多突破则需更长的等待——待理论被后续实验反复证实，学术争论彻底平息之后。

诺奖评委追求的是“最稳”，而非“最新”。薛其坤的成果恰恰经得起这种慢节奏的检验。2012年底，他的团队在实验上全球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相关论文于2013年3月发表于《科学》杂志。此后数年间，东京大学、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机构相继重复验证了这一发现。每一次独立实验室的成功复现，都是对该成果的再度肯定。

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如此评价：“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放在2013年的语境下，这句话意味深长。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并非在他人设定的赛道上争夺名次，而是在人类物理学版图上填补了一块此前无人涉足的空白。这标志着中国本土实验室在基础物理的“无人区”竖起了一座可供全球参照的路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基础研究大多处于追赶阶段，设备依赖进口，思路亦步亦趋。进入2010年代，一批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开始具备定义问题本身的能力。薛其坤团队历时五年，在磁性拓扑绝缘体薄膜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引发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解决了传统导体中电子碰撞与发热的难题。薛其坤团队所发现的效应，相当于在不施加外磁场的前提下，为电子铺设了一条“无摩擦的单向高速公路”。这为低功耗电子器件乃至拓扑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坚实的物理基础。

这项成果的难度有多大？2009年，薛其坤联合多个研究组向这一世界级难题发起攻关。在近四年时间里，团队制备并测量了超过一千个样品，绝大多数实验均未获得预期结果。他们不断试错、调整、再测量，将枯燥的步骤在深夜的实验室中一遍遍重复。

审稿人将这项成果评价为“凝聚态物理界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全球同行都在引用它、验证它，并在其基础上继续探索。那通电话是否会响起，无人能够预判，但电阻值精确锁定在25813欧姆的那一刻，早已无需任何人的确认。

薛其坤有个绰号叫“7-11先生”。清晨7点进入实验室，晚上11点才离开，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二十多年。这位如今屹立于世界物理学前沿的科学家，考研考了三次，读博花了七年，英语水平在全实验室垫底。但他不怕慢，只怕停；不怕难，只怕散。他将基础实验技术打磨到极致，用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积淀去回答真正重要的问题。

诺奖是慢的，科学突破是慢的，个人成长同样是慢的。薛其坤的故事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这种“慢”中蕴含着一种确定性——清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便不急于向世界索要一声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