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消费难题怎么破 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

一线城市消费疲软已成为一个棘手难题，其背后存在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从经济学基本原理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就中国经济而言，2020年之前主要靠投资与出口双轮驱动；而随着房地产行业走弱、基建高峰期告一段落，如今出口成为了最主要的增长动力。去年中国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今年预计还将继续攀升。

在这三大动力之中，消费始终未能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撑。“经济转型、消费内需崛起”的口号已喊了多年。尽管媒体和分析人士反复强调“内循环”——也就是以消费内需为核心——但实际情况是内需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内循环至今未能真正落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简称社零）通常被视为衡量消费内需的关键指标。8月社零数据揭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单月社零仅增长0.4%，增速虽然不快，但相较于5月的低点（-0.6%）已有所回暖。人们希望5月能成为消费触底反弹的拐点。

汽车类零售出现大幅下滑，剔除汽车后的社零增长2.5%。从城乡对比看，乡村社零增长1.6%，城镇社零仅增长0.2%，乡村消费表现持续优于城镇，这一态势已延续数个季度。8月上海社零同比下跌6.7%，北京社零下跌2.6%，在全国范围内属于表现较差的城市。由此可见，乡村消费好于城镇，二三线城市消费好于一线城市。

上海8月社零数据是自2024年11月以来最差的表现，部分原因在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北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去年同期北京社零已下降11.4%，因此并不存在高基数效应。中秋与国庆长假可能对北京消费起到一定提振作用。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人们往往认为富人和新兴产业从业者的生活受影响较小。但实际数据却显示，一线城市的消费表现并未达到预期。有人提出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杭州、深圳等地，而非北京、上海，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不少新兴产业企业的总部和主要用人基地恰恰位于北京和上海。

杭州的消费表现确实亮眼，1至8月社零同比增长2.1%，剔除汽车后更是大幅增长5.2%。然而深圳的情况并不乐观，上半年社零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合肥上半年的社零数据同样不尽如人意。杭州的消费强势并未辐射到其他新兴产业聚集的城市，一线城市消费依旧是一道难题。

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我深切感受到重要商圈的人气整体呈下行趋势，仅有朝阳合生汇、大望路APM等少数亮点。而西单、王府井、国贸等传统商圈要么在走下坡路，要么勉强维持现状。年轻人从一线城市回流至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消费也随之发生了转移。

最近在泰国旅行时，我发现曼谷的商业地产极具吸引力，甚至超越了东京。曼谷都市圈的人口远不及东京，但大型购物中心的数量却相当可观，主要靠外籍游客的消费来支撑。泰国入境游客数量虽有所下滑，但每年3000多万游客对泰国而言已经足够。

中国入境游客数据有两个统计口径：包含港澳台居民在内的去年高达1.55亿人次，但这个数字有一定迷惑性。更精确的口径是仅统计入境中国的外籍游客，2025年的数据为3517万人次，首次超过泰国，接近日本。外籍游客入境人次终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近3000万人次是通过免签方式进入中国的。

近年来，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的频率明显上升。相较于泰国、印尼等旅游国家，中国在硬件设施上具有优势，但在软件配套方面仍有短板，比如支付方式和语言障碍。此外，近期关于废除英语教育的讨论也引发了争议。英语在外向型产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时鼓吹英语不重要，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拥有14亿人口，是泰国的近20倍、日本的12倍。即便每年有3000多万外国游客，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也相当有限。要让旅游消费成为消费内需的支柱，中国需要吸引更多外籍游客。短期可以靠吸引外籍游客，长期则必须依赖本土居民的需求。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解决起来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