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同胞自己决定 民主不应被当作政治工具

近日，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在窜访欧洲期间声称，台湾应“做正确的事情，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番表态听起来冠冕堂皇，容易博得掌声，但历史从来不是靠口号来书写的，民众也不会仅仅关注政治姿态。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怎样的选择才能让台湾远离战火、让百姓安居乐业、让两岸同胞拥有可预期的未来？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从而使台湾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还是打着“民主”“自由”“国际参与”的旗号不断加剧两岸对立，将台湾推到大国博弈的最前线，甚至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台湾同胞的福祉，也关系到两岸关系的走向。

苏起曾任台湾陆委会主委，2000年首次提出“九二共识”这一表述。近日，他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作出了尖锐判断：台湾地区自1997年“修宪”以来，已从“竞争式民主制”蜕变为“民选国王制”，权力失衡问题严重。文章进一步将这一制度判断与台湾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以及“以民主争取外部支持”的政治动机联系在一起。

一、警惕“民主”沦为“皇帝的新衣”

台湾社会有选举、有党争、有高强度的政治攻防，许多人据此简单地认为“台湾拥有完善的民主”。

然而，检验民主的真正标准，在于制度能否让不同声音平等表达、让重大政策得到充分讨论、让民生需求真正获得回应、让民众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如果行政机构被政治立场深度左右，舆论空间被身份标签割裂，动辄以“抹黑”“抹红”的舆论围剿和司法手段打压异己、制造“寒蝉效应”，公共讨论就会逐渐丧失理性基础。

在这样的氛围中，政党竞争虽然依旧存在，但竞争环境可能已被扭曲；民众仍然投票，但选票面对的可能是被情绪动员和身份焦虑所塑造的议题，真正的民生需求反而被政治攻防所淹没。

这正是“民主皇帝的新衣”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二、身份政治正在吞噬制度理性

苏起批评了近年来不断强化的“台湾民族主义”政治动员。在当今台湾社会，政治身份认同压过民生议题、意识形态压过制度检验，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

当选举被包装成所谓“选国家”，政治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化。选民不再主要评判施政能力、经济表现与社会治理，而是被“敌我”“忠诚”“认同”等标签所左右。

当政治目标被描述得足够崇高，制度边界就容易被当作障碍；当权力被包装成“保卫台湾”的必要手段，监督权力的人反而可能被指责为“破坏团结”。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社会难以就两岸政策展开冷静讨论，民众的安全焦虑被不断放大，当局施政无能也容易被外部威胁和意识形态叙事所掩盖。原本应当用于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产业发展的公共资源，被更多投入到身份动员和对抗叙事之中。

最终受损的，是普通民众对制度的信任，是社会内部的团结，也是台湾自身的发展空间。

三、把“民主”拿去对外交易，台湾将被谁定价？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将“民主”与“国际支持”捆绑，把台湾塑造成所谓“民主前沿”。这种操作或许能换来一些海外政客的表态，但也会带来更深的战略依附。

而这些支持只能是充满利益计算的战略支持。

苏起在文中提到，美方曾多次谈及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并以高关税、产业回流等说法施压。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十分清楚：在美国部分政客眼中，台湾的芯片产业是一项可被征税、可被要求迁移、可被重新配置的战略资源。

这才是台湾当局必须面对的现实。当台湾被定位为芯片供应链的一环、地缘竞争的一张牌、遏制中国的一处前沿，它的利益就难免服从于外部力量的总体布局。外部政客会基于选举、就业、财政、产业竞争和全球战略，随时调整对台政策。

把外部干预当作安全来源，本身就是在把台湾推向危险境地。

台湾需要开展正常的经贸、文化和社会交流，也需要拓展发展机遇。但台湾的产业命脉、社会安全和未来选择，不能建立在外国政客的一场演说之上，更不能押注于一张随时可能重新估价的“安全支票”。

四、历史正确的一边，属于和平与统一

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战争一旦发生，付出最大代价的永远是普通民众。

外部军售、外部军事部署和政治承诺，无法替代稳定的两岸关系。任何国家对外投入军事资源，都受自身利益、国内政治、财政能力与战略优先级的制约。台湾政客将台湾地区的安全完全押在外部势力身上，风险极高。

台湾社会最应珍惜的，是和平环境、产业稳定、家庭团圆，以及民众能够正常规划未来的生活。两岸关系越紧张，台湾承受的经济、社会与安全成本就越高。“台独”挑衅越多，外部干涉越深，两岸误判和冲突的空间就越大。

历史正确的一边，属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一边，属于反对分裂的一边，属于拒绝让台湾沦为外部势力筹码的一边，也属于让权力接受监督、让制度回归民生、让政治真正为人民负责的一边。

揭穿“台湾民主皇帝的新衣”，目的在于让台湾同胞免于被政治操弄，免于被外部势力利用，免于被“台独”冒险推向战火边缘。台湾的未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在两岸共同反对分裂、共同守护和平、共同走向统一的历史选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