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性侵后患病7年，三甲医生：是我发现的，强制报告为何迟到？

一名12岁女孩与一位女医生的经历，引起了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实际效果的关注。

12月12日，山东新泰一名医生向博主求助并报警，称其所在医院妇产科接诊了一名12岁的女孩，该女孩患有盆腔炎并感染了HPV，疑似遭到不法侵害。网络流传的入院记录显示，这名女孩已有半年的性生活史。早在今年6月，她曾因阴道炎前往医院就诊。

12月16日，新泰市政府发布通报称：该女孩于2024年5月通过网络结识了一名17岁男孩，两人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随后发生了性关系。目前，李某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已安排专家为女孩提供医治和心理疏导。

网上求助的博文

事件曝光后，女医生的敏锐与勇敢获得了众多赞誉，但另一方面，医院在半年前未能及时报警，以及医生不得不借助网络求助才得以报告的情况，也引发了公众对涉事医院是否履行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义务的质疑。

及时发现并制止隐秘角落中的不法侵害，是对未成年人的重要保护。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正是四年前成年人为保护孩子所构筑的一道制度防线。

该制度规定了一项法定义务：公职人员以及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和从业者，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如性侵、家暴、遗弃儿童、流浪乞讨、童工剥削等，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以及时阻断伤害、保护孩子。

根据最高检数据，2023年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3794件，仅占总数的7.5%。尽管强制报告数量在2022年大幅增加，但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那艳芳曾披露，2022年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仍有近3000件应当报告却未报告。

强制报告制度有助于更早制止侵害，报告行为本身并不复杂，规定也明确报告人无需为纠纷担责，不履行义务反而要被问责，但为何仍有许多线索应报而未报？

在寻找堵点的采访中，南风窗记者发现，尽管事后循迹容易，但当事者从头发现侵害线索却存在门槛，因为迹象很少像“怀孕”“患病”“有伤痕”那样显著；即便发现了异常，报还是不报，还存在许多操作上的“拿不准”和两难。突破那层窗户纸，靠的是意识，也需要技巧，除了更明确的操作流程，更有赖于实践。

213例性侵害少年的报告样本

在未成年人遭受的侵害中，性侵害因其伤害大且不易发现而尤为引人警惕。在人海中，性侵害与未成年人的距离并不遥远。

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仅以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起诉的犯罪人数就超过3.5万人，占比过半，而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发现的案例仍是少数。

张家港市未成年人检察官程夏怡向南风窗介绍地方经验时解释：“我们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大部分还是父母首先关注到然后报案，其余部分主要是老师、儿童工作者报告。”

针对213个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例的分析显示，案件上报主体以监护人居多

现实中，相比由孩子和父母报案，寻求第三人通过强制报告来弥补盲区，要跨过更多关卡。

2023年6月，一项犯罪研究分析了213例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评估强制报告制度的实效。这为我们观察强制报告执行难点和突破口提供了窗口。

213个案例中，约三分之二的报案人是孩子本人或其监护人及亲属，其余不足三分之一的报案人来自教师、医生、村委会和居委会——后者也是强制报告制度载明有义务的报告主体。

报告的前提是发现。许多时候，线索往往先基于孩子主动告知，无形中漏掉了有智力障碍、因羞耻或害怕责备而不报、早恋“自愿”或无法分辨自己受侵害的少年。

当孩子们没能主动告知，就意味着那往往有赖于成年人的经验观察、职业敏感和有效询问。而如何判断孩子是否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也是很多有报告义务群体的困惑所在。

213起案例中，牵出性侵害的典型可疑迹象最初来自：孩子哭泣、突然不爱说话，走路姿势不正常，身上携带与其经济水平不符的手机、现金，夜不归宿或失踪，身上出现伤痕或吻痕等。

许多迹象并不显著。单就“走路姿势不正常”，部分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以为是摔倒所致，难以和遭受性侵联系起来。

性侵害的许多迹象并不显著，很难被动发现/《嘉年华》剧照

徐晓岚是“救助儿童会”儿童保护项目经理兼技术顾问，在她看来，对这类细节的觉察是职业敏感度的表现，也是对老师、社工等能够接触未成年人的从业者的要求和期待。

它敏感到，在一个老旧小区里，注意到聚集着成年男性的麻将室外，女孩子们假期散落在角落玩耍的风险，社区工作者尤需重点关注。又或入户走访时，如果发现青春期女孩和男性照料者同住或同睡一张床，应当作为风险信号，有技巧地多加了解家庭内情。

对旁人来说，这听起来有些过度反应。但《检察日报》曾披露一起案例，有医院报告幼女产子线索，公安机关发现其亲生父亲强奸、出卖新生儿的恶行。

与此呼应，前述213例案件分析发现，近半数性侵发生在性侵者或被性侵少年家中，主要是熟人作案，监护人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同村或同小区居民，报案时间也多在半年之后。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敏锐的眼睛准确识别了侵害线索。最高检统计范围内，最积极履行报告义务的是老师。

2020年，四川邻水一小学班主任发现班上10岁的女孩课间暗自流泪。询问后，女孩说路上遇到陌生人向她要家长电话，自己没给就被打了。女孩说得支支吾吾，眼神躲闪，班主任警惕当中可能有更大伤害隐情，随即报案。

指认现场，发现异常痕迹后，女孩才说出实情：自己其实是被陌生男子诱骗并侵犯。次日，公安立案侦查，县检察院提前介入。有性侵前科的男子落网，获有期徒刑十年。

在校生尚有学校的监护，而213个案例中，辍学少年不仅脱离了老师的视线，还因为进入社会或早早打工，也离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遭受性侵害的风险更大，事后报告的概率也降低了。

辍学未成年人受害情况

医生在发现侵害方面有优势，能从医疗维度织密强制报告网络，统计数据也支撑学校和医院是最主要的报告单位。但前述针对213个案例的分析发现，遭受性侵害后，大多数少年儿童未就医，报案前就医的仅有32人，产生了许多隐案。

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线索已属不易，可即便有了线索，强制报告仍有堵点。

遭受性侵害后，大多数少年儿童未就医，图为被害人报案前的就医情况，其中就医的仅占15%

“强制报告”与“案主自决”的两难

采访中，“拿不准”“把握不准”是高频关键词，也在具体个案中卡住了强制报告的行动。

李娟在昆明官渡区一儿童公益服务机构工作，她“拿不准”的是，要不要强制报告一个疑似家暴线索。

今年一位妈妈找到李娟，说起前一天晚上，丈夫独自辅导刚上一年级的儿子做作业，儿子跟不上进度，丈夫就动了手。回到家，妈妈发现儿子身上有淤青，后脑勺还撞出肿包。

“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立马拿起电话来报警，但是因为社工的专业要求我们‘案主自决’，我们有义务尊重案主的权利和选择。如果我没有征得她的同意，直接报告，违背了我们社工专业的准则。尤其在我们初步建立关系的阶段，强制报告可能影响我们的信任，不利于后续工作。”李娟陷入了两难。

即便告知了强制报告的必要性和作用，这位妈妈再三表达了顾虑：担心丈夫接受不了外人突然介入家事，损伤他的面子，影响夫妻关系，也觉得事情还没有到需要报警的地步，最终拒绝李娟直接介入。顾虑母子的处境，李娟没有强制报告，个案服务也就此中断。

家庭等许多因素会导致强制报告的进行/《少年法庭》剧照

在一起疑似猥亵案例里，以驻校社工身份参与观察研究的沈纪、赵心怡看见了类似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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