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厂为何“吃不饱”？垃圾处理能力过剩背后原因解析

前些年，“垃圾围城”曾是许多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各地相继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这原本是件好事，然而不久前有观众反映：如今情况变了，一些地方垃圾不够烧了，焚烧厂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垃圾焚烧厂为何会“吃不饱”？从“垃圾围城”到“垃圾紧缺”，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现代化垃圾焚烧厂又该如何健康运营？《焦点访谈》记者赴陕西、河北等多地展开调查。

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的蒲城天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于2022年底建成投产，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是当地推进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重点环保工程。然而投产伊始，该厂就遭遇了“垃圾短缺”的困境。

记者在4座城市走访了10家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发现存在垃圾缺口的情况并不鲜见。其中5座产能利用率能达到80%左右，另有4座垃圾缺口较大的企业则基本处于亏损运营状态。

记者查阅全国其他地区的公开数据后也发现，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存在类似问题。2024年，天津生活垃圾焚烧总处理能力为每日18000吨，实际日均处理量为11000多吨；河南驻马店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日6400吨，实际日均处理5100多吨；河北廊坊设计总处理能力为每日8450吨，实际日均处理7200多吨。

这些动辄数亿元的投资项目，为何会出现“垃圾不够烧”的局面？原因之一在于行业发展速度过快。

2015年以前，我国生活垃圾主要依靠填埋处理。近十年来，随着技术日趋成熟以及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逐步从填埋转向焚烧发电。尤其是国家给予每度电0.65元的上网电价补贴，推动垃圾焚烧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

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城市环境卫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海云表示：“我们在技术上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同时建设成本也大幅下降。国家为鼓励发展，出台了每度电0.65元上网电价的补贴政策，实际上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其收益是可预期的，从资金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约为20万吨；截至2024年底，已突破每日110万吨。十年间，处理能力增长超过五倍。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垃圾焚烧专家委员会委员薛涛介绍：“从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我们达到了每天23万吨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到2021年，达到了每天100万吨。从23万吨到100万吨，我们只用了6年时间。”

随着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的提升，许多地方的“垃圾围城”问题得以化解。但焚烧厂建得多了，垃圾供应却跟不上，加之部分地方生活垃圾尚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垃圾不够烧”的问题便随之出现。

薛涛表示：“根据国家大致统计数据来看，县镇层面全国平均垃圾清运量和垃圾实际产生量之间可能存在30%的缺口，因为产业链中间环节的信息并不透明，一些远郊乡村的垃圾可能无法被完全收集。”

尽管部分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可以通过协同处置工业固废、污泥等方式补充原料，但仍有不少焚烧厂面临“开工不足”的困境。

薛涛指出：“总体来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看上去存在冗余。在不同城市之间，‘不够烧’还是‘烧不够’的情况在个别地方都存在，并非所有城市都面临不够烧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生活垃圾不够烧”的背后，突出问题是垃圾缺口的区域性失衡。一些大城市项目建成较早、服务范围稳定，而近年来快速上马的一些县域项目则面临“僧多粥少”的竞争局面。

以陕西咸阳为例，2020年至2023年陆续建成四座焚烧厂，总设计能力达每日2800吨。但早建成者如咸阳海创，负荷率已超过100%；晚建成的乾县皖能则经营举步维艰。

为何一些小县城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更容易“吃不饱”？原因之一在于人口变化。以陕西蒲城为例，规划项目时全县人口近80万，但近年来已下降至60万左右，直接导致垃圾产量减少。此外，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薄弱、偏远地区转运困难，也是重要制约因素。同时，一些地区在规划统计时忽视了农村实际产废量远低于城市的现实。

面对区域性失衡，地方政府开始着手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在陕西咸阳等地，针对各垃圾焚烧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均衡”的状况，城管部门牵头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新调整企业服务范围。

陕西咸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市容环卫科科长杨晓刚表示：“我们优化各焚烧厂的垃圾焚烧产能配置，要求运行负荷达到90%以上的厂不能再接收区域外的生活垃圾，将其调整给运行负荷低的企业。”

通过引导周边城市及高负荷厂区的垃圾流向低负荷项目，并推动农村垃圾“应收尽收”，一些企业进厂垃圾量有了明显改善。

而对于本身生活垃圾产出不足、且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薄弱的陕西蒲城县，当地加快乡村垃圾转运站建设，出台财政奖励政策，激励村级生活垃圾清运。

通过建立覆盖全县的转运站和“以奖代补”激励机制，蒲城县每日农村生活垃圾收运量从最初的20吨快速增长到130吨左右，基本实现了“应收尽收”。

仅靠政府“输血”远远不够，企业必须学会“造血”。记者走访的这些企业中，不少都在主动拓展垃圾来源，寻找符合环保要求、热值更高的可焚烧物料来填补生活垃圾缺口。

当外部垃圾来源受限，越来越多企业转向内部挖潜——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单吨垃圾的能源价值。位于河北石家庄赵县的一家焚烧厂，设计能力为每日1200吨，实际进厂仅900吨，长期“吃不饱”，2023年亏损超过2000万元。2023年底被中科环保收购后，企业作出关键决策：从单一发电转向“热电联产”。

河北石家庄中科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传胜介绍：“一吨蒸汽如果用于供热，比发电的边际效益提升50块钱。一吨垃圾可以产生两吨蒸汽，也就是说一吨垃圾的边际效益能提升100块钱。我们年处理垃圾33万吨到40万吨之间，每吨提升100块钱的话，可以增加效益4000多万元。”

为充分挖掘每吨垃圾的能源价值，企业还在锅炉系统、烟气处理和供热管道运维等关键环节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改造。通过热电联产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这家企业实现了从年亏损2000多万元到年盈利超3000万元的跨越。如今，这一转型思路已在行业内形成共识。过去十年，垃圾焚烧行业经历了“跑马圈地”的建设期；如今，随着补贴退坡、产能释放完毕，行业正迈入“运营为王”的新阶段。唯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深挖内潜，才能将“包袱”变为财富。

一些地方从“垃圾围城”到“垃圾紧缺”，一方面说明我国垃圾处理能力在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大型环保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必须更加科学、精准，才能精准匹配城市发展的节奏与趋势。毕竟，“建好”一座工厂只是起点，“用好”才能让它持续发挥价值。部分企业主动从“重建设”转向“重运营”，不仅是企业求生存的必然选择，更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一步。科学规划、动态调整、政企协同、科技赋能，才能让这些投入巨大的环保项目摆脱“闲置浪费”的困境，推动城乡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