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大校长薛其坤院士获2026诺奖风向标大奖，成诺奖热门人选

9月17日，科睿唯安公布了2026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全球共有22位顶尖科学家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因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观测方面的贡献而榜上有名，成为继去年张涛院士之后，第二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内地科学家。

不少人对这个奖项的分量并不了解。引文桂冠奖并非一般的学术荣誉，其评选标准非常明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否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是否具有塑造科学与社会未来的影响力。自该奖设立以来，已有89位得主后来获得诺贝尔奖，许多人在获奖数年后便登上诺奖领奖台，因此它也被广泛视为“诺奖风向标”。能够进入这份名单，意味着研究成果已被全球学界公认为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分量。

01 诺奖风向标中的全球格局：22位得主的分量与分布

今年的22位得主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6位在美国机构任职，其余六个国家各占一席。这一数字本身即反映出当前全球顶尖基础科学的真实格局：美国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生理医学、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优势尤为突出；而中国、日本、瑞士、以色列、加拿大、丹麦则各自在优势领域守住了一个顶尖席位。

从领域来看，这份名单的含金量才真正显现。生理学或医学领域，GLP-1相关研究、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免疫关键黏附受体的发现，每一项都是改写医学路径的成果——GLP-1早已从基础研究走向千亿级减肥药市场，OCT则彻底改变了眼科诊断范式，这些成果的价值已走出实验室，渗透到产业与临床。物理学领域的四项获奖覆盖了磷光有机发光二极管、室温磁电多铁性材料、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有机光电子，均为下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底层技术。化学领域的自组装单分子层技术、蛋白质长程电子转移、碱基编辑技术，更是横跨材料、生物、医药的底层突破。经济学领域则聚焦信息技术经济、货币政策理论、演化视角下的组织行为，回应的正是数字时代与全球经济的核心命题。

换言之，引文桂冠奖所选择的从来不是“论文数量多的科学家”，而是“定义了新方向的开创者”。能够登上这一榜单的成果，都是至少十年前做出的工作，经过时间检验，被全球学界反复引用、验证和拓展，最终证明足以改变一个学科的走向。它奖励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真正的开创性。

02 薛其坤的获奖：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为何十三年后仍在定义前沿

薛其坤的获奖理由只有一句话：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观测。这短短十几个字的背后，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等待了一百多年的一块拼图，也是中国基础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突破。

自1879年霍尔效应被发现以来，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唯独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即不需要外加磁场的量子霍尔效应——始终停留在理论预言层面，无人能在实验中真正观测到。2012年底，薛其坤带领团队历时四年，测试上千个样品，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这一现象。当时杨振宁先生评价称，这是第一篇从中国实验室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物理学论文。

十三年过去，这项成果的影响力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发酵。它不仅是基础物理的重大发现，更打开了拓扑量子材料、低功耗电子器件、量子计算的全新可能。全球无数课题组沿着这条路径继续拓展，相关论文的引用量持续攀升。此次获得引文桂冠奖，本质上是全球学界对这项工作开创性地位的一次集体确认：它从一个中国实验室的突破，真正变成了整个领域的共同财富。

很多人只看到成果的高光，却未看到背后的科研逻辑。薛其坤被清华师生称为“7-11先生”，早上七点到实验室，晚上十一点离开，几十年如一日。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靠的不是灵光一现，而是把极端条件实验技术做到极致——分子束外延、扫描隧道显微镜、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的超高真空互联系统，将材料制备和表征精度推向原子级。一千多个样品的筛选，四年的沉潜，在当今追求快速出成果的学术环境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

从清华物理系教授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的角色也在变化。他既是做出诺奖级成果的科学家，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者。这份奖项落在他身上，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国新型科研与教育路径的认可：既能沉下心做最基础的前沿研究，也能把科研精神传递给新一代研究者。

从去年的张涛（单原子催化）到今年的薛其坤，中国内地科学家连续两年登上引文桂冠奖榜单，且分布在化学、物理两个不同领域，这并非孤立的幸运。它说明中国基础研究的突破，正在从单点走向多点，从跟踪走向原创。

03 为什么是凝聚态物理？中国基础科学的突破路径

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突破性成果集中在凝聚态物理、材料、化学这些领域？为什么不是生物医学，不是经济学？

这从来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中国基础研究几十年投入路径的必然结果。凝聚态物理、量子材料、化学工程等领域有几个鲜明特点：第一，极度依赖实验平台与工程能力，需要大规模科研投入和精密仪器制造能力，而中国恰好过去二十年完成了科研装备的积累，具备了做世界级实验的硬件基础；第二，这些领域与产业升级衔接紧密，从半导体、新能源到量子信息，都需要底层材料与物理的突破，国家战略需求与科研方向高度契合；第三，这些领域的研究有明确的科学问题，可验证、可重复，只要沉下心做实验、做材料，就有可能做出原创突破。

对比美国的强势领域就更加清楚。美国在生理学医学、经济学、生命科学领域的统治力，建立在百年积累的生命科学体系、成熟的产学研转化机制、庞大的医药产业投入之上。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积累尚浅，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链条还不完整，自然很难在短时间内冲到最前沿。而物理、化学、材料这些硬学科，恰好契合中国工业体系完备、工程能力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换句话说，我们的突破是长板的延伸。把工程能力、制造能力、投入强度转化为基础科学的突破，凝聚态物理就是最典型的赛道。薛其坤的获奖，本质上是中国工业能力、科研投入、科学家精神在基础物理领域结出的果实。

拿到引文桂冠奖当然是极高的荣誉，但我们不必急于预言诺贝尔奖。这个奖项是对已做出成果的学术影响力的肯定，它是诺奖的重要风向标，但不是入场券。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份奖项背后的信号：中国的基础研究已经真正进入全球顶尖原创成果的评选范围。我们不再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做延伸、做增量，而是有能力开辟新方向、定义新效应。

但同样要清醒：我们的突破依然集中在少数领域，生命科学、人文社科、基础医学等赛道，差距依然明显。22位得主中美国占16位，这种整体差距不是一两个奖项就能抹平的。中国基础科学的领跑，目前还只是点上的突破，远未到面上的超越。

更重要的启示在于科研观本身。薛其坤团队用四年做一个实验，上千个样品磨一个效应，这种长周期、高风险、重原创的研究，才是真正能拿出开创性成果的路径。今天很多科研还在追热点、数论文、比数量，而引文桂冠奖告诉我们：真正能留在科学史上的成果，从来不是靠数量堆出来的，而是靠啃硬骨头、闯无人区做出来的。

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中国基础科学走了几十年。薛其坤的获奖是这条路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告诉我们，只要沉下心、走对路，中国的实验室完全能做出诺奖级的发现。而未来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有更多领域的突破，能否有更多像薛其坤这样的科学家，愿意用十年、二十年去磨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