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称卖孩子是做好事积德 引发众怒与法律争议

梅姨声称贩卖儿童是在积德行善，此番言论激起公愤并引发法律层面的争议。谢家梅（即梅姨）已被提起公诉，多个受害家庭同时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她宣称卖孩子是积德之举，这一说法令公众极为愤怒。申军良正在重新核算赔偿金额，而钟彬只要求赔偿100元作为车票费用。

钟彬的代理律师向广州中院递交了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其中主张的经济赔偿仅为100元。这100元是钟丁酉从江西赣州前往广东河源出庭所花费的火车票钱。钟彬表示，二十多年的骨肉分离无法用金钱来弥补，他并不追求高额赔偿，而是想借这张车票表达自己的立场，希望作恶之人受到法律的惩处。

广州中院于2026年9月2日向申聪系列案的受害人送达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告知书，要求其提交相关材料。申军良称民事赔偿金额尚未计算完毕，将在开庭前提交。此前，申军良夫妇曾提出481.39万元的赔偿诉求，但法院最终仅支持了39.5万元的物质损失赔偿。2021年12月，广东高院维持了对张维平和周容平的死刑判决，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申军良的妻子于晓莉在被拐事件中受伤，由此产生了医疗费用。高院最终支持的39.5万元主要依据的是能够提供证明的票据以及因被拐和反抗受伤所产生的物质支出。精神抚慰金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很难得到支持。杨佳鑫的代理律师张树建提出了100多万元的赔偿请求，涵盖寻子误工费、差旅费以及父亲自杀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各家的赔偿请求数额虽有不同，但目的都是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

申军良转述律师阅卷获得的信息称，梅姨的认错态度不佳，她认为贩卖孩子是在做好事。张维平供述，每次卖出孩子都会给梅姨1000元介绍费。2003年至2005年期间，张维平等人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共拐走9名男童，其中包括申聪、钟彬、杨佳鑫和邓云峰。2016年张维平等5人被捕，2023年4月张维平和周容平被依法执行死刑。

谢家梅的身份信息逐渐被披露。她今年65岁，广西人，曾因重婚罪被判处刑罚。落网之前，她在出租屋内靠捡废品维持生活。律师分析指出，按照刑法规定，65岁的谢家梅不适用75岁以上免死的条款。申军良表示，如果没有梅姨，张维平不可能拐卖这么多孩子。辩护的空间在于她是否直接参与了接孩子以及伪造送养材料等行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举证难度较大。申军良主张的481.39万元赔偿包括15年的误工费、印刷费、差旅费和律师费等。杨佳鑫提出的100万元误工费和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也可能面临证据审查。钟彬的100元车票赔偿相对容易举证，其目的是锁定出庭资格并对梅姨进行质询。

执行财产同样是个难题。知情人士透露，谢家梅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不多。即便法院判决高额赔偿，也可能面临“空账”的窘境。申军良强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在法庭上呈现寻子过程中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

买方环节同样不容忽视。张维平供述买家听信了“送养”的说辞后付款，梅姨负责联系买方。申军良呼吁“买卖同罪”，要求买方承担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新案公诉仅涉及谢家梅的拐卖儿童罪，买方是否会被追查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模拟画像也曾引发争议。2017年警方绘制的“梅姨”画像与真人并不相符，导致多次误认。2026年真实的谢家梅比画像中更瘦，也更显老。画像只能作为排查的参考，DNA比对才是关键。在追诉时效方面，拐卖儿童属于重罪，梅姨逃避侦查不适用轻刑时效届满的规定。

各家庭的赔偿请求存在差异，反映出他们在案件中不同的诉求。钟彬用100元车票象征性地表达态度，杨佳鑫列出100多万元的具体损失，申军良则重新计算了15年寻子的成本。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个家庭所承受的痛苦与坚持。法庭将依据证据进行审理，以确定梅姨的具体犯罪行为和赔偿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