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为何仍坚守光影信仰？明暗之间情感如何生长

梁家辉今年68岁，普通话虽不流利，却已在银幕上耕耘了40余载，参演了近160部作品。8月8日上午，在北京798文化产业园的舞台上，他追忆起1982年首度赴京拍摄《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的往事。彼时年仅24岁的他，剃度光头、身着龙袍，踏入故宫，深切体会到一方水土如何塑造一个人物。谈及漫长的演艺生涯，这位诠释过160多个角色的老戏骨，一度情难自禁，潸然泪下。

紧随其后登台的编剧、导演及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表示，他刚刚亲眼目睹了一位杰出演员的真情流露。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观影记忆：童年时搬着小板凳看露天电影，1987年在嘈杂环境中观看《芙蓉镇》的放映，以及90年代在影院废墟上拔地而起的卡拉OK与娱乐城。银幕终会熄灭，影院可能消逝，但一代影人对电影的热忱，却在时代变迁中愈发深厚。

目前，2026年暑期档已进入后半程。截至8月9日午间，档期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4亿元大关。从7月上旬累计约20亿元，到下旬跨越60亿元，市场在《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推动下显著升温。热度虽已回归，观众的时间却依旧珍贵。一部电影要从短视频、微短剧、游戏和流媒体手中争夺两个小时的注意力，并非易事。

当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北京电影论坛在北京举行。丁亚平、梁家辉、张冀、大鹏、李挺伟、于超、王彦桐及电影博主“董电影”等来自创作、表演、投资、影院经营和互联网传播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分享电影如何塑造各自人生，同时探讨电影如何重新赢得观众。论坛还发布了回顾中国电影创作与产业生态20年演变的研究成果。这些深情回忆的背后，始终萦绕着一个现实命题：当观众越来越难被吸引回影院，电影人为何仍坚守信念？

梁家辉将电影比作一幅地图。语言、饮食、气候、历史与人情世故，构成了地图上的坐标，也决定了人物如何言谈、行动与生活。拍摄《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时，敦煌的风沙与榆林红石峡的地貌，深深烙印在他的表演记忆中。“我先把人物放回他的故土，再去演绎他。”为塑造《黑金》中的周朝先，梁家辉曾写下近十万字人物小传，追问此人从何而来、为何在此、又将去向何方。这一方法他沿用了40多年，带着它走入了160多种人生。

张冀对电影的信念，源于一次次散场后的感动。1998年，他在北京华星影院观看《甜蜜蜜》，后来与导演陈可辛合作了十多年；2002年，《英雄》上映，观众又在这家影院门前排起长队。成为编剧后，张冀在北京一家商场偶遇一名濒临失败的创业者。对方告诉他，决定创业是因为看了《中国合伙人》。张冀未表明编剧身份，当时甚至无法判断电影究竟是帮了此人还是害了他。多年后回望，他更愿铭记电影曾赋予一个人改变生活的勇气。

电影导演大鹏并未回避首部作品《煎饼侠》曾遭遇的尖锐批评。影片票房不俗，批评声浪同样强烈，“响亮到我现在都还记得”。他认为，观众批评你，说明他们仍在意你、未放弃你，因为真正的放弃是沉默。他将批评视为观众给予创作者的“另一种深情”。早期他会逐条阅读评论，观众觉得哪里不好笑，他便尝试修改；观众理解哪个梗，他就知道可以继续深入。

到了《长安的荔枝》路演时，一些观众告诉他：“我们都是荔枝使，我们都有自己的荔枝要送。”这令大鹏重新掂量一张电影票的分量。“每张电影票背后，都是一个人两个小时的生活。他们积攒许久期待，才愿将时间托付给我们的故事，这是多大的信任，而这种信任不应被辜负。”

中国电影曾用20多年时间回答“银幕够不够”的问题。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电影票房达518.32亿元，城市院线观影人次为12.38亿；全年净增银幕2219块，银幕总数达93187块。银幕仍在增加，影院的课题却已转变。论坛发布的《跨越20年：中国电影产业生态演进》指出，疫情后，短视频分流、年轻观众流失等问题逐渐浮现，放映端开始从规模竞赛转向存量经营。分线发行、长线点映及精品小成本影片也在各自寻找市场空间。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完整亲历了这段变迁。1999年他入行电影业，见证了从胶片放映机到数字3D、激光、4D和巨幕，从人工售票到网络购票的演进。这些年，首都电影院尝试过电影党课、光影课堂、文化活动及衍生品开发。放眼全国，影院还在开展主题影展、沉浸式体验、影迷见面会及多功能空间改造。这些举措有的已见成效，确实为影院带来客流，有的仍在探索。

问题正从“去哪里看电影”转变为“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大银幕、激光放映和沉浸声场依旧重要，却难以单独构成答案。年轻人约会、家庭周末出游、影迷参加映后交流，各自需要不同的进门理由。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达8172.59亿元，其中观影带动的餐饮、交通、零售、IP衍生品、取景地和主题乐园旅游等产值达3390.95亿元。8000多亿元勾勒出票房之外的商业版图，而所有生意仍始于一个能吸引观众出门的故事。

短视频在论坛上具有双重身份。研究报告将短视频和微短剧视为分流影院观众的重要力量，但在电影宣传和口碑传播环节，短视频平台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分量。论坛八位分享嘉宾之一的“董电影”，是位拥有千万粉丝的电影博主。2018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手机上看到一段汇集十几部电影高燃镜头的视频，由此决定开设账号。此后，他制作了约200期《中国电影的魅力》，逐渐成为主创与观众之间的“中间人”。

每逢新片上映，粉丝会在后台询问他：“这部电影能看吗？好看吗？”观众可能因一条几分钟的视频认识一部电影，也可能在观看切片、解说和评论后，失去走进影院的兴趣。电影担忧短视频夺走观众，却也需它帮助新片触达观众。“我发现中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情感从未淡化，只是他们不再轻易信任了。”董电影说，“信任建立可能需要几十年，但失去只需一两部作品。”

AI引发的情绪同样复杂。紫荆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挺伟认为，AI可降低创作门槛，电影将步入“超级创作者时代”。技术能缩短部分制作流程，让过去仅大团队能完成的画面进入更多创作者手中。创作门槛降低后，谁拥有模型和算力、版权如何确认、哪些岗位会被改变、低成本作品能否获得发行和放映空间，电影行业仍需给出更具体的答案。

短视频与AI都在重新划分电影的边界。前者改变了观众认识、评价和传播电影的方式，后者开始渗入制作流程。电影一面遭受新媒介的冲击，一面又将它们转化为新的生产和传播工具。梁家辉相信电影能跨越地域和语言，张冀相信电影会给人继续生活的勇气，大鹏相信观众的批评仍蕴含期待。而观众还愿批评，电影与他之间，就仍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