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宏鹏

盼望着，惧怯着，又满口不在乎地想着中秋的明月。中秋即所以赏月，本不是什么古老仪式，而是情愿的一种宣泄，不赏似乎也无所谓不可，想而又想，月饼还是要吃些。眯着眼在窗前站着，于我脑海中掠过“嚼月酥饴”四个大字，立刻明白自个儿又贪馋寅阳寺的月饼了。

        寅寺供销社常做些甜点，有方正透亮的蜜三刀，香甜绵软的羊角蜜，甘脆爽口的炒糖，点心的样式很多，吃起来很爽口，都是些甜口亦鲜有咸辣。我很钟意包裹点心用的牛皮纸，土褐的油皮上刊着方正的红印章，系成“田字”网状的麻绳，一打量就是正经货，提溜着很有厚重的年代感。这些甜点算不得地方小吃，亦非汶上独有，但寅阳寺的川蜜月饼却是实实在在的独一无二。参加工作后，逢着过节曾给老师邮过一些，老师严整地答复学生：“虽未及大快朵颐，不觉已齿颊生香矣。”老师寄语，于它有荣，此话当之无愧了。

        寅阳寺的月饼较多样，有广式的，苏式的，京式的，馅心以五仁豆沙、冰糖芝麻居多，饼皮也多杂，什么浆皮的、冰皮的、酥皮的，我钟意的寅阳寺月饼单指一类烤饼模式的，月饼通体雪白，边沿呈现烘烤后的淡黄色，薄脆酥软的外皮下夹藏着葵花籽、核桃仁、葡萄干、红绿丝，细品还有少许的蜂蜜、桂花、玫瑰、桔饼，轻轻一呷，抖落一地的面皮，那种感觉十分酣畅。

        小时候串门迎客，亲戚都会捎带些这样的月饼。来串门的都是爷辈的老亲近戚，招待起来自是父亲兄弟们逐年轮客。至于那些随往，一般统会送去老人家中，小孩子能否吃得上，就要看与爷爷奶奶的近疏了。

        我很少吃得上亲戚的随往。所以，我恨透了家里高耸的壁橱，那座邪恶的柜子，常被大人们藏匿着蜜三刀、羊角蜜，还有令我魂牵梦萦的川蜜月饼。我打小个头不高，任如何蹬桌上凳，就是五尺差一寸。清楚地记得，我和姐姐曾把柜子里的牛皮纸戳了个窟窿，羊角蜜就像出山的明月般抖落出个弯角，姐俩儿就一个一个偷着可口的甜点。可怖的是，那些包裹好的随往，早安排了走动的人家，被我偷吃掉，就给爸妈惹了麻烦，这也确乎打乱了农家的盘算。等到撑满的牛皮纸瘪下去，母亲就会察觉，那些年头总免不了苛责与打骂，我也清楚地记得被抽打几下耳瓜，比起甜甜的滋味，那疼痛都消泯了吧……

        四爷住在寅寺，过节时常会带些寅寺的月饼。

        四爷排行老四，一辈子没娶上媳妇，一个人在当地养老院做些杂活营生，算是被马家遗弃的人。四爷有辆漆黑发亮的大梁自行车，他身体矮小，骑车时会像只灵巧的燕子，一只脚微撇，然后搭腿迈过车杠，脚尖勾着车踏，车轮便飞速的运转起来，于人看去就留下了一串重叠的孑影。孤寡的老人总是疼惜孩子，他会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里分出一些来，给兄弟家买些糖果，也无非是些酱丝、炒糖、月饼，但那的确是孩子们最喜爱的。四爷站得端，到哪都端得平，几家人接了四爷的礼，口上并无谢意，眉宇里亦有厌倦。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娶不上媳妇儿，为什么给人送礼也博不得别人真心愉快的一笑，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家族，不至于容不下瘦作一团的四爷，现在想想，那的确是人的思想和“趣味”，于我而言也存在着。

        对于四爷的端正，大家并无在意，似乎四爷带来的月饼也不正经，比起贵戚们带来的礼稍显卑陋，所以他们总是很嫌弃地丢到一旁。后来家里孩子多了些，四爷的份子也添了不少，几家不知所谓地接了四爷的礼，他便能稍稍心安地去各家喝杯茶水。我们有个传统，来了亲戚总免不了客套寒暄，就如同会议上的开场白，于四爷来说，那“繁文缛节”大可免了去，开口便是冷冰冰的“小四来了”，“小四”之于“老四”不过一字之差，似乎使四爷小不舒服，讲话的人就能端着舒服些，四爷呢，不动声色的在旁赔笑吧！四爷脸上的褶子很多，肤色黢黑，说起话时是一会咳、一会喘，夹着烟卷的手熏得蜡黄，待到人们无言转向他化解尴尬时，四爷手中的烟燃烧得更猛烈了……

        最后一次见着四爷，是一八年的春节了。四爷辗转到了次丘敬老院，大家去看望他，四爷见面便打开了床底的抽屉，递给我们一袋酱丝、一袋瓜子。父辈兄弟几个都不做声，细细地听着四爷的话。那些无关紧要的话我记不清也鲜有注意，只记得四爷谈起院里打人，什么绑起来挂到吊扇上用皮带抽，绘声绘色地像极了说书的人，我试着问他是否被打过，四爷十分骄傲地说：“不曾有过！”

        四爷不在了，今年过节，几家人怕是吃不上免费的寅寺月饼了。

        这几年，我都会买些寅寺的月饼过节，那人没离开时吃不惯，我也没做强求。一八年过节，刘彬曾来家里做客，把他单位发的月饼送给了我，又带了几盒精致的大红袍。那时刘叔身体还在恢复，我多次向刘彬表达看望的意愿，但那不过是撑起场面的话，实在丢了朋友的脸面，这又是我长期养成的劣根。刘彬从来到走不过一个钟头，但那是我最近的中秋记忆了。

        一九年，爸妈在兖州打工，有无吃上寅寺的月饼，我是坚信吃不上的。那时听父亲说，十五加了一天班，老妈倒是放了半天假，姐姐自不必说，她依旧加着班。忽然想起送别母亲时，母亲问我：“白石的那四个核桃你有没有吃掉？”我吃惊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是四个白石的核桃？”“那四个核桃最扎眼了，最小，最圆，也应最好吃，是我专门拣出来的。”我从未碰过那箱核桃，更别提在茫茫核桃中找寻最扎眼、最小、最圆的，我做不到，只是母亲有心，才会别致。

        二〇年外出学习，百转千回，又回到了读书的地方。较为惊诧的是，校门口的“麦趣新语”仍在营业，没有因为旧城改造与人们的去留就默契地消失不见了，我习惯性地买了些过去常吃的糕点，也瞧见了橱窗里的月饼，我没有买。张腾知我在校，不远千里赶来见我，聊了不到一个钟头，从南至北沿着校园中轴线走了一遭，两人话都很少，各自也没有保留，第二天清早张腾便匆匆返回了。就像毕业离校时，我目送他离开，我再次站到北门看他上了车，不知这样的情景还得重复多少回，这样的情愿也还不清了。

        我十分感谢身边的人，替我抗压，破局，送碳，添花，各费心思来装点我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些思绪码成一个个看得见的文字时，或者可以博得灵魂的片刻心安。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些字经过苦难后重拾时尚有余温，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不清别人对我的好，只要活着的、离开的、死去的都有惦记，我就永安自己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