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如何提升精准性和约束力 系统化路径解析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金融手段，其规模在我国实现了显著跃升。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达到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地位。然而，随着绿色金融发展进入更具挑战性的“下半场”，如何实现从“重规模”向“重实效”的转变，从“做大蛋糕”向“做好蛋糕”的过渡，已成为当前我国绿色金融领域亟需解决的核心课题。

从当前绿色金融的结构来看，政策工具的扩展为传统行业转型创造了新的空间。此前，碳减排支持工具采取“金融机构自主决策、先贷后借”的模式，已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大领域提供了低成本资金。202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项目纳入支持范围，使支持领域由三大类扩展至六大领域，释放出明确信号：绿色金融正从“支持绿色产业”转向“推动产业变绿”，相当于为“棕色行业”转型开辟了定向降息通道。这一举措既降低了银行绿色信贷的负债端成本，又将优惠利率传导至企业端，降低了产业转型的门槛，引导更多高碳行业主动进行节能降碳改造，使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减排效果显著的环节。

从产品供给角度看，我国绿色金融产品正从单一信贷向多元化、综合化服务体系转变。一方面，绿色贷款的投向从早期集中于清洁能源，逐步扩展至绿色工厂、节能技改、传统产业转型等场景。央行牵头制定的煤电、钢铁、建材、农业四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已在20多个省市试用，其中江苏以化工行业为切入点，建立了“1+N+N”转型金融支持体系；广东、浙江的“转型项目白名单”纳入项目327个，带动融资超过1500亿元。另一方面，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加快创新，为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提供了多层次参与渠道。例如，今年9月上海清算所推出的碳排放权回购清算业务，为控排企业盘活碳配额资产提供了新路径。此外，碳市场与信贷工具的联动日益加深，以碳配额质押贷款、碳回购等创新产品为例，企业可将持有的碳资产盘活为融资增信手段，进一步打通了“减排—增信—再融资”的良性循环。

同时也应看到，绿色转型的快速扩张带来了“洗绿”“漂绿”风险。部分企业通过虚假转型材料骗取绿色信贷，资金实际并未流向低碳项目；个别金融机构为完成绿色考核指标而放宽认定标准，甚至为高碳项目“贴绿标”。此类行为不仅消耗政策红利，还可能推高绿色信贷的潜在风险。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制度缝隙”：在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企业有动力争取低成本资金，却缺乏动力兑现减排承诺。此外，标准体系“碎片化”、中小企业绿色融资“够不着”、激励约束“不适配”等问题，也制约着绿色金融效能的释放。

这些问题指向同一核心症结：制度设计的精准性、约束力不足。对此，应以系统思维精准施策，从统一标准、畅通渠道、强化约束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绿色金融真赋能、真增效。

加快构建统一标准体系。以《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为基础，加快第二批7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研制发布，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核算方法和数据质量标准，消除口径差异。推动标准与绿色金融评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风险管理要求有机衔接，对产生真实减排效果的项目给予更多资源倾斜，让标准从合规要求转化为激励真减碳的商业工具。

畅通中小企业绿色融资渠道。依托企业碳账户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运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采集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降低绿色项目认定门槛，让中小企业便捷获得转型金融支持，破解绿色金融资源向大型企业集中的结构性失衡。

将贷后核查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可将碳减排效果第三方核验纳入监管考核，对减排效果与承诺严重不符的项目建立退出机制，探索建立环境效益追踪数据库，让“漂绿”行为无处遁形。

绿色金融的“上半场”，我国以规模扩张和制度探索为主，走出了一条政策驱动、市场响应的特色路径。步入“下半场”，随着“十五五”碳达峰行动进入落地关键期，绿色金融需在“精准”和“真实”上持续发力，以精准化的制度设计为核心，引导资金流向真正产生减排效益的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原标题：系统提升绿色金融精准性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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