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示我们为何不敢花钱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聚焦于一个看似简单却深刻的命题：要让经济保持稳定，首先必须让人们对未来形成可靠的预期。

文/巴九灵

中国人对“稳定经济”的思考由来已久。《汉书·食货志》中记载了战国时期李悝的一段论述：粮价过高会伤害百姓，过低则伤害农民；百姓受损则流离失所，农民受损则国家贫困。因此，价格过高或过低，危害是一样的。

这段话的意思是，粮价太高，普通人买不起；粮价太低，种粮的人无法维持生计。价格无论偏高还是偏低，都不利于国家稳定。

于是，李悝在丰收年景收购粮食，在灾荒年景出售粮食，通过调节市场供给，使粮价不至于剧烈波动。

两千年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将粮食替换为“社会总需求”。当需求不足时，通过降息、扩大政府支出等手段来刺激消费和投资；当经济过热时，则反向收紧政策，为经济降温。

一松一紧，目标都是熨平经济波动。

凯恩斯的理论曾拯救了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并在二战后二十多年间屡试不爽，但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却频频失效。

五十多年后，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他们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

在他们看来，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转，首先需要读懂每个家庭、每家企业如何判断未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我们讨论为什么消费补贴未必能拉动消费，为什么经济承压时央行反而可能加息，甚至为什么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就能搅动全球市场，都可以从这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中找到线索。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两位得主

在深入介绍他们的理论之前，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获奖的老先生。

霍尔今年83岁，是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师从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索洛培养出的第五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霍尔的导师罗伯特·索洛

霍尔身上有两个颇为有趣的标签。

一个是“衰退裁判”。1978年，他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首任主席，一干就是46年。美国经济何时进入衰退、何时走出衰退，都由这个委员会依据经济数据来判定。

另一个是“明信片报税”。1981年，他与同事拉布什卡在《华尔街日报》上提出了一套单一税率方案，主张大幅简化美国税收制度，并声称“让个人和企业只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表格就能完成所得税申报”。

霍尔参与设计的明信片报税表（1982年版）

伍德福德比霍尔小12岁，求学经历更加独特。他本科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最初学的是物理，后来转向认知科学，之后又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最终才转向经济学，于198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3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利息与价格》。有趣的是，这个书名沿用了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1898年的经典著作名称，伍德福德本人也将这套框架称为“新维克塞尔主义”。

迈克尔·伍德福德《利息与价格》

诺贝尔奖的共同得主往往是长期合作者，但今年是个例外。霍尔和伍德福德此次共同获奖，体现的是两条研究脉络在理论上的相互呼应。霍尔从家庭消费决策出发，用理性预期和跨期选择重新审视消费行为；伍德福德则专注于将企业决策和货币政策规则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两人的研究各自独立，却不约而同地为现代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霍尔：把问题倒过来问

要理解霍尔的贡献，就要回到凯恩斯理论“失灵”的场景。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制定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统计局的历史数据。

比如，一个人的收入每增加1000元，消费就增加500元，此时“边际消费率”就是50%，也就是说，每多赚一块钱，就会拿出五毛钱用于消费。

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因为一个居民的消费往往会变成另一个居民的收入，进而带动新的消费，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所说的“乘数效应”。

在边际消费率为50%的情况下，当发生100元的消费，就会有人消费其中的50元，以此类推，下一个人消费25元……如此循环，最终带动的新增消费总额为：

100×1/(1-50%)=200

据此，只要知道人们拿到收入后愿意花掉多少，就能大致估算政府刺激政策的效果。

乍看之下，这很有道理，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合理的政策，却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中遭遇了重大挑战。

政府的钱投下去了，经济却陷入增长停滞、失业上升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困境——物价不断上涨，但人们的消费意愿却毫无起色。

1970年代石油危机影响美国

霍尔提出的破局之策在于“倒过来想”，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

传统思路主要关注“一个人今天赚了多少钱，会拿出多少用于消费？”而霍尔认为，一个人今天花多少钱，不仅取决于今天的收入，更取决于他对未来收入的判断。

换言之，一个人即使今天收入很高，但如果预感到明年可能失业，也未必愿意多花钱。反过来，即使今天收入不高，但如果确信未来收入会持续增长，也可能提前增加消费。

因此他认为，当下的消费就是对未来消费的最好预测。

1978年，霍尔利用美国战后的经济数据检验这一理论。他发现，在已知当前消费的情况下，过去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对预测未来消费并没有显著作用。

举个例子。一个工人三个月前就接到了裁员通知，按霍尔的理论，他从接到通知那天就可能开始节衣缩食，而非等到真正失业那天——真正改变消费的，是消息到来的那一刻。

生活中有不少现象恰好体现了霍尔的“预期”理论：消费补贴一宣布，细则还没落地，不少人反而持币观望，“知道以后有补贴，今天就不买”；补贴快到期了，大家又一窝蜂提前下单，等到政策结束，销量又明显回落。

因此，一次性的补贴，可能更多改变的是购买的时机，而非一个家庭的支出总额。

这对经济刺激政策的意义很直接。按照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效应，假设政府投资乘数为3，那么政府投入100元，最终可以带动300元的经济产出。但霍尔的理论提醒我们，人们未必会按照过去的消费习惯，把新增收入花出去。

1974年，美国市民在福利办公室外排队

所以，若居民消费迟迟起不来，应该先看看大家当下怎么判断自己的长期收入。毕竟，未来的工作稳不稳定，收入能不能持续增长，医疗和养老有没有保障，这些长期预期的变化，才更可能持续影响消费。

其实投资也适用于霍尔的思维方式。投资者或许也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的信息，是不是早已反映在市场价格中了？

伍德福德：让央行学会管理预期

霍尔的研究主要关注普通人如何判断未来，而伍德福德的重点则放到了央行身上。他的理论，是今天各国央行普遍使用的新凯恩斯模型。

他的逻辑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决策出发，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重新梳理了一遍。

伍德福德的模型里有三个角色：老百姓、商家和央行。

老百姓这一边，延续了霍尔的理论，人们会根据对未来的判断来决定今天花多少钱。而商家这一边，则涉及两个现实条件：企业拥有一定的定价权，但价格又不能随时调整。

比如，一家饭馆不能天天重印菜单。因此，每次调整价格时，老板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成本，还得估算未来一段时间的经营情况。如果预计原材料、人工等成本还会持续上涨，就可能提前把这些涨幅考虑进去。

这样一来，我们的老朋友——“预期”就再次登场。

与消费意愿类似，今天的通胀不仅取决于眼前的成本和需求，也受到人们对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