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E·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基础”。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约翰·哈斯勒指出，正是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更能应对能源危机、家庭消费突然变化这样的经济冲击”。

这份殊荣的背后，折射出宏观经济学长达五十年的转型历程：从以宏观变量解释宏观现象，转向从家庭与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来理解整体经济运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两位诺奖得主所提出的“宏观稳定的微观基础”这一研究思路，高度重视政策对微观主体产生的效应及其反馈机制。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伍德福德与中国学术界亦有渊源。2005年，他获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经济素养、央行沟通交流与宏观经济稳定》的演讲，提出央行应设定明确目标、依据规则进行决策，并与社会公众保持充分沟通。此后多年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闻发布会以及预期引导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反映了“政策沟通本身即为政策工具”这一理念的实际应用价值。

打破常识，消费为何无法被预测？

自凯恩斯以来，宏观政策长期遵循一个朴素逻辑：经济低迷时降息、扩大赤字、刺激需求；经济过热时则反向收紧。这一框架运行了数十年之久。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彻底改变了局面。油价急剧攀升，高通胀、高失业与低增长并存，“滞胀”令传统凯恩斯模型陷入困境。按照旧有逻辑，失业率上升通常伴随通胀回落，但现实恰恰相反。刺激需求不仅未能挽救经济，反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胀。

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传统模型所依赖的是通胀、失业和消费等宏观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却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些关系背后，是千千万万家庭和企业在进行决策。如果不回到微观层面去理解人们如何做出选择，宏观政策就无异于盲人摸象。

沈吉认为，微观主体既是政策的实施对象，同时也具有主观能动性。他们不会被动等待政策落地，而是会形成自身预期，并主动设法让政策对自己产生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后果。

霍尔1943年出生于美国帕洛阿尔托，196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他最具标志性的学术贡献，是在1978年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理论。霍尔的观点打破了传统常识，他认为，如果家庭已经根据已知信息安排了跨期消费，那么当前消费就已经“吸收”了所有可预测的信息；真正能改变消费行为的，只有未预期到的冲击。

这就是“消费随机游走假说”。在合理假设条件下，消费的变化无法被已有信息系统性地预测。该假说将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与理性预期框架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宏观消费研究的基准。

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这使得研究问题从“哪些变量能预测消费”转变为“消费变动是否不可预测”。这一转变的意义远不止于消费领域本身，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自然基准——凡是在数据中发现的可预测消费变动，都意味着对理论假设的某种偏离，从而可以被度量和解释。

1982年，霍尔与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利用美国PSID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约80%家庭的消费行为符合前瞻性理论，另有约20%家庭的消费基本随当期收入变动，表现为“量入为出”。这一比例会随时间和国家不同而变化，但关键在于它可以被估算出来，而不必停留在争论层面。

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十分深远。曾刚指出，同等规模的转移支付或减税，落到前瞻性家庭手中大多转化为储蓄，而落到受约束家庭手中则直接变为需求。因此，面向后者的定向支持通常比普遍性减税更能有效拉动总需求。这一结论已成为各国财政部门评估刺激方案的基本依据，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疫情期间定向救助政策的理论来源之一。

经济调控中，央行说话本身就是政策

如果说霍尔回答了“家庭为什么这样消费”，那么伍德福德则回答了另一个与央行更为密切相关的问题：政策沟通如何改变经济。

公开资料显示，伍德福德195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奇科皮，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在耶鲁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最终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师从索洛、费希尔等经济学大家，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认为，央行不仅通过利率进行调控，也通过“管理预期”来发挥作用。家庭、企业和投资者不仅关注当前利率，还会推测“央行明年、后年打算做什么”。因此，一份清晰的声明、一个明确的政策框架，本身就能影响支出、定价和通胀预期。

1999年前后，伍德福德关于货币政策惯性与规则的研究，为后来的“前瞻性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当利率降至零下限、传统降息空间耗尽时，央行可以通过承诺“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来抬高通胀预期、改善产出预期，从而刺激当期需求。

2003年，他在《利息与价格：货币政策理论基础》一书中系统重构了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分析框架，探讨了利率规则、通胀目标、价格黏性、政策信誉与央行沟通等议题，被学界和央行研究者视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文献。

“既然家庭和企业的决策都取决于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央行的可信度、透明度与沟通本身就成了政策工具。”曾刚表示，一个承诺可信的央行，可以通过引导预期，以较小的利率变动实现同样的稳定效果；反之，若央行缺乏可信度，即便大幅调整利率也可能事倍功半。当代央行普遍采用的通胀目标制、前瞻指引和定期沟通，其理论依据大多可以追溯到伍德福德的研究。

“新凯恩斯”框架已成为全球央行重要工具

两位学者的工作在时间上相隔二十五年，在逻辑上却紧密衔接。

从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危机到如今各国央行的政策实践，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贯穿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其理论贡献的核心十分朴素：宏观政策作用于人，而人会基于对未来的预期来做当下的决策。任何忽视微观预期及行为的宏观政策，都可能在关键时刻给出错误答案。

曾刚认为，霍尔为消费决策建立了微观理论基准并完成了实证检验，回答了“家庭如何形成消费决策”这一基础问题；伍德福德则将这一结果与企业定价和央行行为整合起来，把微观基础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分析工具。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伍德福德模型的革命性之处，正在于它纳入了霍尔的研究成果。二人的工作共同构成了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支柱。

这一“新凯恩斯”框架，已成为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机构分析经济波动与政策响应的重要工具。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央行在零利率环境下使用前瞻性指引、强化政策沟通，背后就有这类理论的影子。美联储2012年前后采用的门槛式前瞻指引，与伍德福德关于零利率下限和预期管理的研究方向一致；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也将“预期管理”纳入了政策实践。

不过，这一框架也存在边界。标准模型对金融部门的刻画较为简单，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它在处理信贷紧缩和金融不稳定方面的不足，此后大量研究致力于在框架内引入金融摩擦。

曾刚介绍，模型对家庭异质性的处理也在不断深化，“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正是沿着霍尔与米什金关于受约束家庭的思路发展而来。此外，理性预期假设本身也持续受到行为经济学的挑战。但这些发展并未否定两位获奖者的框架，反而说明它提供了一个足够坚实的基准，使后续研究得以在其上识别偏离、不断扩展。

伍德福德也曾强调，央行需要在“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保持平衡，纯粹的前瞻性承诺并非万能。

（文章来源：新京报）